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真相

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真相

作者:胡学博士

一引子：出乎意料的胜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胡适这个名字是和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联想的。在后来回顾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中，胡适一再说“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好象这白话文运动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搞起来的似的。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胡适第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然后，他自问自答道：“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三四年来”是指自1917年以来，因为胡适的这个引子写于1921年；而这“几个人”就是“胡适一班人”。所以，这句话看上去好象是胡适觉得被人诬陷“凭空捏造”而感到冤屈，他要为自己辩诬，但实际上，他是在得意地告诉读者：“白话文学是这三四年来这几个人造出来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起源于胡适那篇发表于1917年元旦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这就是胡适所说的“三四年来”的意思。但是，胡适后来也曾承认，他以为“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1923年3月12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他曾预计文学革命“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60页)。而陈独秀则更悲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末尾附了一个“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也就是说，陈独秀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看到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怎么回事呢？就算胡适去国多年，不了解国情，判断失误，那么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怎么也会对形势看走了眼呢？对此，陈独秀曾经作过反省。1923年，他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说：“常有人说，‘白话文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对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君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被驳得烟消灰灭。”(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答适之》)。这是陈独秀从唯物史观出发对那场运动意外的胜利作出的解释。但是，胡适却不这么看。他在1935年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虽然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无法逆料，但后人却可以根据史料来进行理性的分析。从胡适和陈独秀在最初对白话文运动的悲观态度，到这个运动转瞬间席卷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任何一个人都会想到这个运动除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陈独秀把它归于产业化的发展，固然很有道理，但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一般是潜移默化的、连续的、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爆发式的。再者说，文学革命的战场主要是在知识界和教育界，“产业人口集中”充其量也只是造成报刊发行增多、接受教育的人增多，这和白话文的推行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与胡适得意洋洋于自己及其“一班人”的作用，根本就不会去费心寻找那真正的原因相比，陈独秀的领袖胸怀确实是较胡适高出一筹。

那么，文学革命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二胡适介入白话文运动原委

在介绍胡适的文学革命之前，有必要区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个概念。“文学革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文学内容的革命，这实际就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一个是文学形式的革命，即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对胡适来说，文学的形式决定文学的内容，所以他搞的白话文运动就等於文学革命。因此，他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实际上，除了胡适及其追随者之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恰好相反：文学的价值由其内容来决定。因此，从定义上说，白话文运动是包括在文学革命之中的。

1 少年胡适之烦恼

胡适在晚年的口头禅就是，“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也就是说，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在康乃尔大学，胡适的主修专业是哲学；在哥伦比亚，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哲学。我们可以理解陈独秀为什么搞文学革命，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只是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钱玄同为什么搞文学革命，因为他的本行就是中国语言学。我们也可以理解刘半农为什么支持文学革命，因为除了文学，他再就没有别的职业。但是，我们很难理解胡适为什么要搞文学革命：这既不是他的本行，他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长。

本书第二章中曾提到，早在上海读书期间，胡适就已经参与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公学期间，他曾任白话报纸《竞业旬报》的主编，写有白话文章，作有白话小说。但是，在到美国留学之后的五年里，胡适好象把白话文忘记得一干二净，以致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在1915年8月以前，胡适只有一次间接地提到“白话”这两个字。)也就是说，胡适在决定转学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没有对白话文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兴趣，根据他的日记，我们可以说胡适当时最大的兴趣是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如讲演、政治集会。除此之外，就是写诗、译诗、研读中国的典籍。

如果细读胡适的《留学日记》，任何人都会感到胡适在1915年以前内心的躁动不安：他深知自己务博不专的弱点，但却对学业一直钻不进去；他急于成名，但却始终寻找不到一个突破口。看看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

1915年2月3日：

“学问之道两面(面者，算学之dimension)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留学日记》上册340页)。

1915年2月18日：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魄力！”

“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曲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留学日记》下册1页)。

1915年5月28日。

“吾之择业”：

“与C. W. [注：即韦莲司]约，此后各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子有成。

“吾骛外太甚，其失在於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