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维模式与形成的非理性

中国思维的求同。人类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路径在亚里士多德基本上定型了，首先是西方的求异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的基点在于一事物之所以与其他事物相区别，就在于其具有一种与他事物不同的本质属性，人们认识的目标就在于发现这种不同。“这种东西是什么？”西方提问。中国的求同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在于把已知事物与未知事物相比拟，发现其同构点，借助比喻，象征等手段对事物进行直观理解，“这个东西如何理解”东方提问。

西方追求的是事物固有的与人类心灵无关的本质，而后者追求的是事物在人的心灵中处于何种状态。所以两种思维：逻辑思维和人文思维，也就是理性思维和心灵化思维，俗称非理性思维。

现在就来具体的分析中国的这种心灵化思维，也就是人文思维，非理性思维。

中国的这种思维的起源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讲过：奥撒格人把活动物和不活动物分为三类。他们分别与天空（太阳、星星、鹤、天体、夜、昴宿星团等等），水（贻贝、龟类、宽叶香蒲、雾、鱼等等）和旱陆（黑熊、白熊、

美洲狮、豪猪、鹿、鹰等等）相联系。如果我们不知道按照奥撒格人的思想脉络，鹰与闪电联系，闪电与火联系，火与煤联系，煤与土地联系，就不会理解鹰的位置了。于是鹰就成为了煤主人了。这些例子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的易象思维，以风、雷、水、火分统万物的思想，以及伏羲氏死后身体化为山水大地的传说。列维斯特劳斯把这些泛联系观都归结为一种原始思维的神秘互律性，这种思维路径消解事物之间的对立，而只看中他们的联系。在中国的原始思维之中，这种泛思维性是非理性的，但是其象征意义却是约定俗成的，是不能随意置换的，当然，在中国便有他的特色了。就比如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一文中讨论了关于鱼的象征意义，这是中国专属的，在《诗经》时代，鱼就是与性相关的。而在西方就没有这种象征。在中国，语言不是科学的逻辑语言，而是艺术的象征语言，象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指变成了能指，在符号的两个方面产生了融合”。就象上面的例子，鱼本来从能指上说就是实体的一种动物，但是他的所指就不是了，是男欢女爱。但是中国的这种象征没直接道出。所指“男欢女爱”实际上就变成了能指“实体鱼”本身。这种言说方式对中国的文论影响很大。司空图引戴容州云：“诗

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在这里，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所要表示的，本身就是很难精确描述的诗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美学追求。你能明确领会到这种美学理想，于是就利用蓝田日暖，良玉生烟这个象征性的能指符号进行言说，这个能指也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所指。在中国的这种原始性思维的建购基础不是像我们现代人那样的类比或者比拟，而是感应相通。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他们不考虑把主体与客体分离，而是把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感受与客体本身混为一谈。那么后来的庄周梦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原始时代，象征是种思考方式，而现代是种修辞方式。而现在这种修辞方式也是通过原始的这种思维进化而来的。

由于早期汉语和汉字的同构联系和象征性，自然也就影响到汉人的思维的泛联系性和泛象征性。这种泛联系性思维更多地建立在主体的感受经验基础之上，是心物感应的结果。因此，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早期汉人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对外界的认知上，就具有强烈的主体干预倾向，把对外事物的认知结果当作自身与外物统一结果。

首先，有机自然主义的整体论以及认为万物都是对立变化的

１．发生学渊源来讲：人类的原始思维模式

２．哲学渊源

・中国的思维模式与形成的非理性

陈晓

【】【】摘要关键词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本原是数，到后来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奠定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到而后的黑格尔，康德就更不用说，把理念，绝对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从而，西方形成了与中国的万物同构说引起的“非理性思维”。这种非理性思维与西方的理性思维最终形成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主客同一”和“主客二分”。而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各个方面。而两者所形成的思维路径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

非理性；求同；人与世界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南方论刊・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学术之窗

５９

辨证的哲学思维和观物取象的象征哲学密切相关。而《周易》也就是中国同构思想最正统的源头。《易》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也就是中国的心灵化思维最主要的影响主要就是它的“象”，而这个“象”实际上就是一种隐语。“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显然，《易》就是要把具体有限的象表达无限的意。

那么，“意想”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源头。在后面朝代之中，文人都是利用“象”这个东西在作文章。刘勰也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说法。所以，在中国哲学中，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并不象西方传统一元论哲学认为或统一于物质性中，或统一于意识性中，而是认为心物之间的融合，这点与西方的思维反差很大。中国的“天命”观，就是这种心物融合思想的产物。在中国人眼中，世界的最高主宰“天”就是物质性与人格的统一。

那么，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实际上把万物人事之间都进行了类推的联系了。自然具有了人格，人格也法自然。物物感应，心物感应，心心感应就成为了中国心理思维模式。人与自然的和谐投射到社会之中，反映到文化上就必然是同构性，同一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和谐性。中国的社会学渊源在我看来，原始部落的集体性生活到后来的孔子关于周礼的定性，就是中国主客一体化最为确凿的证据。

首先社会结构的形成。地理环境是其一，西方的主客二分的根源是人同自然关系，古希腊的环境，邻近爱琴海、地中海，岛屿众多，海岸曲折，而海展现的又是无数的宝藏与深海的诱惑，欲望和理想的交织就形成了西方灵魂和肉体的紧张对峙关系。所以，为了得到物质就必须不断的征服。客观世界对西方来说是异己的。而中国不同。黄河长江流域，地大物博，又是适合耕种的地方，所以中国率先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但由于最初的人少，所以和物的矛盾突出，使得人类体会到了自身的有限。所以就退居为与自然界和平相处。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重用审美的思维观照万物，以人伦精神思考人生，形成中华文化共有的天人合一，民饱物与的主客一体的思维模式。且西方的贸易与掠夺形成他们的精于算计，富于冒险，就必须重视技术，后来就形成了逻辑性的严密思维。而中国人民注重的是与自然、气象、地形的

配合，利用外在条件获取劳动成果，所以，劳动过程更具审美性。

孔子的礼便是代表，他的国家建构观，延续了以前的氏族社会的成熟，而更加以一种缜密的形态出现了。中国的家庭，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就是家（夫妻）、国（君臣）同构性。孔子的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核心的“礼”与“仁”都是讲如何维护这既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由天下及国家，由国家及家庭，再由家庭及个人的类推比附。

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随之而来的便是形成了中国文学创作上的几个典型的思维模式，例如比兴思维，寄托思维以及音乐思维。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中国的求同性思维以及形成的文学上的创作从原始部落时候一直持续到现代，而这种思维模式更加形成中国人一种中庸，与世界和谐一致的态度。不论是三千年前的《诗经》、《楚辞》中的大量比兴与想象还是唐代李杜的寄托。总之，我们都读懂中国的这种追求人与物，人与人，直到人与世界的和谐目标，而最终是要达到一种理想的生活境界的。３．社会学渊源

责编／韩江校对／陈雪

（上接第页）［１］［２］葛兰西文选（１９１６—１９３５）［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５］［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Ｍ］．余其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连朝毅，男，福建惠安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６２这是社会主义运

动取得最终胜利所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因此，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完全发挥出来并且仍然具备不容忽视的发展潜力的现实，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全面斗争才能完成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这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当代的一个重要启示。

同样地，在当前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来之不易的国家政权、面对整个国际国内环境更加趋于复杂化，注意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尤为显得重要和紧迫。只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有效抵御“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侵蚀，才能成功化解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才能有助于协调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利益关系，从而更为顺畅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大业。因此，“文化领导权”问题对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也就具有不言而

喻的重大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责编／韩江校对／陈雪

・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