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士文化和隐士哲学及中国古代文人人格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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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士文化和隐士哲学及中国古代文人人格2009-03-31 22:25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讨隐士文化和隐士哲学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即自由;
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我独立人格和自我审美关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该怎样作为
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自我社会公共的价值。
关键词:隐士文化隐士哲学自我独立人格自我审美关照自由价值
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化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现当代,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在尊崇学术道德的时候,我想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无疑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它也是一座高峰,它鲜明地屹立了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全部意义规范。尤其在现代、后现代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在后现代主义面对高度组织的现代社会时,解构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附属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工具。解构主义从所有的秩序和正统价值观中嗅出了陈腐的气息,并对牢固的秩序、正统肆意破坏中展示出了强烈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完全可以清醒地看到解构主义也在迅速肆意地摧毁了了鲜明而崇高的道德准则与道德信仰,使得本真自我像流沙一样从我们的指间穿过,我们用力越紧,就越快失去什么。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有信仰的知识分子都完全有理由重复诗人北岛一句简单的诗“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可是我遗憾地看到了现代人的健忘,在电脑存储容量迅速扩张、信息技不断变革的今天,即使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诗也没有多少人记得。北岛不在中国,中国诗学精神的没落是完全有理由的,当然这只是现象,决不是原因。诗学精神的没落只是道德式微的一个方面,那么怎样才能重建道德信仰呢?在魏晋风流晚唐诗的时代,是精神的时代,是小众精神规范引领大众道德准则的时代,更是自我本真清澈的时代。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隐士文化。在讨论重建道德信仰母体的时候,就必须从隐士文化与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关系里寻求其中的自我独立人格与自我审美关照的精神内核。利奈尔在《菊花与诗酒—中国古代隐士的那些事儿》自序中写道:“隐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对于现代人来说,古代隐士那远去的背影恰恰是一抹永远也消褪不尽的残霞。每当我们在人生最彷徨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就会在天边浮现出来——那绯红的霞光虽遥不可及但却分明而清晰地昭示着另一种理想生活、一种远离尘嚣的无言之美!”恰恰是最不懂中国文化的一个善良的外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古代隐士文化庞大的精神内核,那么我就想置疑这其中的原因了。难道钱穆先生去世了,柏杨先生走了,季羡林先生也老迈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如此而已了吗?当然还是点到为止吧。在说到隐士文化时,就必须探讨古代隐士和古代隐士哲学,它对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影响。
毫无疑问千古狂人庄子是隐士文化思想的源头,也是最不能被遗忘的人物之一。他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他虽未登过官场高位,却以六根清净之仙风道骨备受尊崇,被历代士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在中国文化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司马迁《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粱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恍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已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牛手?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千秋重墨《史记》对庄周记载也仅几百余言,但高声称颂他与政治不合作,甚至是鄙薄的态度,实质在于称道他独立的
精神典范和自主人格,从中可见一斑。这与司马迁自我独立人格与自我审美关照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也就无怪于此了。
游世思想是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庄子》三十三篇中,大多数篇章都涉及这个以
游戏态度解脱人生羁绊的主题,尤其以内七篇谈得深入集中。古人谈论庄子比较重视游世思想。有人甚至说,“游”这个字就是一部《庄子》的中心。现代庄子研究,比较重视道论而轻视游世思想。这也是前代和现代学人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不着不扣的困境。很多学人忽略了其中重要的一点——“逍遥游”。而“逍遥游”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一通常引起人们敬意的主题。所以谈“逍遥游”实质是谈精神自由问题。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精神过程:当一个人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个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体结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个人的存在也是一种无限之时,胸襟就会变得宽广起来。在这个高远的位置上来审视人世,得失祸福、生死贫富也就无足萦怀了,世俗的纷扰得以化解,从而获得心境的宁静。
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可以从他与惠施在濠上观鱼的对话中表现出来。《庄子•秋水》记载,庄子与惠施曾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睹物思人,触类旁通,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庄子相信"鱼之乐"是有内在原因的。庄子的人生观承起自然天道观,对人生的痛苦体验,使得庄子向社会之外寻觅人生的乐趣,自然美感正好可以充实他的生存体验形成的空虚、寂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的哲学发端于自然审美,由自然美过渡到生存美,进而思考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这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化的人道哲学。天道、自然和人事的不同之处,是庄子的人生之乐和他的虚无境界哲学的活水源头。庄子视鱼犹得道之人,水犹道体。鱼们无贪欲、无纷争、无私藏,恬淡纯朴,得水见性,“是谓反其真”;“无智,相处如忘我”,无思无虑等等,几乎吻合了庄子的随俗浮游的世俗生活态度。鱼可以说是庄子生命美的意像物,“鱼之乐”可以说全面呈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一个“鱼化”的形象。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人认识客观世界永远都是主观的,客观只是主观的一种概率,从而衍伸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
鲍鹏山先生在《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一文中写道:“是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多在黑夜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有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色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鲍鹏山先生对庄子的颇有玩味意义的比喻,实质就是对他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认同和称道,这与司马迁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中国古今优秀的学人对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命题是具有继承性的,同时这一命题也一直在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规范对具有社会性的人当然也就会产生影响,那么它就会深植古今中国文人人格,并对其人格构成的关键因素产生深远作用。在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对不面队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隐士和隐士哲学经历了那几个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
中国隐士哲学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避世阶段。像殷周的伯夷、叔齐,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失望,这是一种伦理的失望,一种对道德的失望,更是一种对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失望,这种极度的失望让他们作出了另一个选择——避世,就是逃避这个世界,就是要和世俗的社会、世俗的政治权力、世俗的道德观念作一种隔绝,他们要把自己和这个社会隔离开来。于是,他们逃往首阳山,终被饿死。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离群索居忍饥挨饿命丧荒野,无疑违背人的本性,如此隐居太痛苦,难以仿效。于是,几百年后,庄子提出了心隐,这便是隐居的第二阶段:只要不和政治权力发生关系,隐居未必要到山林、到荒郊野外去,市井、乡村都可以。就是说,我的形体可以不隐藏,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每天和别人一样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