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的_史记_研究

第7卷第1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7,No.12005年1月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Jan .2005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王　兵,张　征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关键词:钱钟书;史记;研究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1X (2005)01-0074-03

Comment on QIAN Zhong -shu ’s Shi Ji resecerch

WAN G Bing ,ZHAN G Z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

Abstract :Shi Ji is a fir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by chronology.‘Annot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Shi Ji ’writted by Q IAN Zhong -shu has been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iveness in the field of Shi Ji ’s research since 21th.He researched and remarked difficult words and wonderful paragraphs ,elucidated argumentation by some example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on the basis of remark by inspiration.So ,his com 2ments are scattered treasures although they are microanalysis and remarks as reading notes.K ey w ords :Q IAN Zhong -shu ;Shi Ji ;research

收稿日期:2003-10-11 作者简介:王　兵(1979-),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鲁迅赞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

。对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建国以后,研究队伍更是不断壮大,

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涵盖了《史记》的文学观、美学观、散文风格、传记文学特质、语言艺术以及其对后世散文、戏剧、小说等的影响。其中,钱钟书先生的史记研究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钱先生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感悟式研究与西方文学的哲理性研究,虽然是单篇评点,但还是成功地阐发了自己对《史记》的审美感受。钱钟书先生的史记研究主要集中于《管锥编》卷一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语言精粹,阐述洗练,抓住难题,重点突破,篇幅约八万言。在这部中国古代文史哲典籍的巨著《管锥编》中,《史记会注考证》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并一以贯之地浸润着钱先生中西融会,思维圆熟,学识渊博的传统风格。内容上博而不泛,杂而不乱,深而不涩;形式上考据与归纳并用,具体思索与理性观照并存,蕴涵深度与涵盖广度兼顾,充分体现出一位国学大师的学术风范。1　纵横捭阖的考证阐释

《史记会注考证》内容庞杂,主要涉及词义、典故的考证,句义的阐发、引申,以及对史记文本艺术手法的评价等。首先是疑难字词的考证。钱先生向来注重字词的音义考证,故对史记中的疑难字词时而辨明,时而释义。但他不是简单地从字形上考证原义或从说文

解字中照搬照抄,而是在众多例句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再以具体事例佐之,使其观点准确无误。从他的考证词义上不难看出大师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国学修养,如在释《赵世家》中“即女也,吾徐死耳”和“即不灭,若无声”的“即”字时,钱先生先按语:两“即”字皆同字语之“假如”、“若使”,接着,评价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六论《匈奴列传》中引《汉书・西

南夷传》颜师古注:‘即’犹‘若’也,甚允。然后用欧阳修《五代史・闽世家》以证唐宋人文中“即”字尚偶用作“若”意,用王世贞《少保王公督府奏议序》以证明之“七子”于马、班学舌践迹,每不言“若”“如”“脱”“倘”而言“即”[2]。

其次是对一些历史事实及典故的考证。《史记》既是一部文学巨著,又是一部历史巨著,其中涉及大量的史实和典故。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文本中均有清晰阐述,也有少部分读者知晓,但不透彻的史实让读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钱先生对这些难点进行了重点突破,考证深入透彻,旁征博引。如在《秦始皇本纪注》中,关于“指鹿为马”的典故家喻户晓,钱先生不是停留在解释典故意义的表面上,而是先从《韩非子・外储说》中记载的物相似入手,解释指鹿为马的前提,然后在《战国策・楚策三》及《盐铁论・国病》、

《后汉书・文苑传》中用颜色相近为其作证,接着又列举了几例引用“指鹿为马”的诗文。通过这样的阐发、引申,相信读者对“指鹿为马”会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认识。

其三是归类相近事例以阐发义理。钱先生评论文史作品的重要内容便是把与论述内容相近的事例援引过来,形成一个系列,阐发一种哲理或总结一种规律性的经验。这种归纳总结可以跨越时空、跨越学科,可以相近联想、对比联想,形式不拘一格。在古今中外比较中形成一种话语的张力,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如在评注《淮阴侯列传》中:

项羽使武涉往说韩信曰:“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蒯通说韩信曰:“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韩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故当烹”[2]。

钱先生列举了《韩信・卢绾列传》、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季布・栾布列传》以及禅宗著作中的相关事例作类比,阐发了良将“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义理,最后,钱先生以马基亚伟力语作结:“苟为权首,必受其咎,此理颠扑不破”[2],强化了读者对此义理的认识。

截取文章片段阐发义理最常犯的毛病是随意生发,以偏概全,用今天的思想观念加以诠释。张大可先生曾在《史记研究》中明确提出《史记》研究要注意三点,即“不要用今人的思想去改铸古人”、“不应为尊者讳”、“不能以偏概全”[3]。而钱先生恰恰是避免了以上几种错误做法,用深厚的古文知识对文本作恰如其分的阐发,将《史记》中的典型话语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使之成为一种人类普遍性的义理,然后将历史上所有与之类似的情形加以归纳总结,辅佐、支撑自己的观点,使之免于以偏概全之嫌。名曰释义,却有深度引申,再广而言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规律。这样,虽然看似论据芜杂,但实际上层次井然(或并列或递进),论证有力,阐发有度。

其四是对史记文本的艺术评价。《史记》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史书,故除了对一些史实词义的考证评价外,钱先生还对其史书写法、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文学性的东西加以评析,有肯定也有否定,评价公允精当。

钱先生对文本的艺术评价继承了明清评点家札记式的感悟研究方法,取一段甚至数语随兴而生,有感而发,很少对某篇文章做整体评价。如在《五帝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轶事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犹雅者[2]。

钱先生在列举《封禅书》、

《大宛列传》相近事例后按语道:此三则足征马迁载笔取材之旨,亦即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2]。即在史书写作中,如何处理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他最后叹到:

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2]。这是对司马迁史书写法的肯定与赞赏。

当然,钱先生对史记文本的评价并不是一味的褒奖,也有批评否定之处。如对《史记》中的重复冗长之处给予严厉批评等。

2　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

2.1　比较视野的确立

钱先生评论《史记》,没有把文本孤立起来研究,而是把它纳入一个比较的、开放的体系中,让它在比较中或凸显特质或概括共性。纵观《史记会注考证》,篇篇存在比较,非对比即类比,形式多样。

(1)中西比较　即把《史记》置入中西文学、文化的辽阔视野中研究,在比较中求同存异。中国传统的思维形态是广泛征引史料,追根究底,探源溯流;而西方人研究思维是超越现象,呈现本质内核,形成哲理思考。如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有许多情况是:中国古代史书用众多事例阐明一个道理,而在西语中则一语道破天机,直接上升至哲理层面。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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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王　兵等: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