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奇迹”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结果

“里根经济奇迹”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结果“里根主义”变成了美国咄咄逼人，强硬干涉的霸权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并未给美国与世界带来承诺中的秩序、安定与繁荣，而是让其前途变得更加含混与不安。

从某种程度上说，“里根经济学”曾在新自由主义者总结中制造过奇迹：一扫80年代初笼罩在美国公民心头的阴霾，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3.2%的速度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至4%，就业人口从1982年的1.02亿增长到1987年的1.142亿——“里根经济”于是被看作“新自由主义经济奇迹”的同义词。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这个口号会令人迷惑，因为自由主义通常意味着支持政府的福利计划，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凯恩斯所提倡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而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提倡把市场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然后控制供求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将会使穷人和富人都从中受益。”北卡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H.韩德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中这样论断，这是美国战后最大的一场社会变革与波动，重塑了垄断跨国公司的统治地位与上层精英对于经济与财富的掌控，在全球经济流动过程中重新启动资本积累的尝试，进而将尊重个人自由、消费主义与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等抽象原则作为某种放之海内而皆准的主导意识形态投放到全球。

1981年9月7日，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PATCO）主席波里（左）与诺瓦克机场工会负责人沃勒特一同参加罢工游行。

恐慌时代的对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47年，风光旖旎的瑞士朝圣山，包括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此年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协会成立宣言的一开始便忧心忡忡地指出：“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地球广袤的表面，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必要条件正在消失殆尽，这种严重趋势的根源来自于道德基础的衰落……来自于对私有财产与市场竞争理念信仰的衰落……国家干预与计划之所以无法有效地保障紧急增长，在于它无法及时收集足够的市场信息并做出及时的反馈与应对。”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简明扼要：清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壁垒，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终结造成市场扭曲的政府补贴。对于这些支持市场主导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过分管制的国家是敌人，社会福利计划是祸根，而公益事业则是圈套，要达到最大数目社会成员的最大福祉，只需要给予每个经济个体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让他们按照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市场行为，就可以达到最大效率以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

对美国而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一段令人忧伤的岁月，美国遍体鳞伤地撤出了越战泥潭，总额达到1400亿美元的高额国防开支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约翰逊“伟大社会”改革方案造成了政府开支的进一步增长，欧佩克产油国宣布联合限制产量并提高油价，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新幽灵——滞胀，悄然来临。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缘于美国公众对于两种巨大威胁的同时恐惧，越南战争造就的国家——军工垄断综合体的阴谋与专断，以及60年代以来黑豹党、嬉皮士、民权运动等左翼激进街头政治与形形色色对于传统美国价值观造成威胁的破坏性的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一书的作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著名社会政治学家雷蒙德·普朗特这样总结道：“于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折中式的解决方案出现了，个人自由被严格界定为在市场经济秩序下进行自由消费与选择雇佣就业方式的自由，而资本则需要摆脱一切桎梏，无论是政府对其进行培植抑或是任何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歧途，并深信其后果是使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得益。”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一代共和党政治家们就开始激进寻找使美国重新回复上升趋势的药方，而新自由主义这种全新的政治主张应运登堂入室，早期华盛顿国会山中“新自由主义”信徒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理查德·维格利（Richard Viguerie）以及保罗·维利奇（Paul. Wyrich）等。当凯恩斯理论的魔法开始在70年代的滞胀中失效时，新自由主义者们呼吁开始另一次根本的变革：削减政府规模、赋税，共和党内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开始积极采纳一些知名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等的建议，并联合了一些保守派人士，最终，促使罗纳德·里根入住白宫。

1974以及1975年，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分别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70年代当弗里德曼担任加州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时，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就对其十分赞赏，称之为“经济学界最为敏锐的头脑”，并号称通读了他那本大名鼎鼎的《自由的选择》，虽然弗里德曼未曾在里根政府任期内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但他对后者的影响却最为深远。而在里根宣布参加1980年总统竞选时，弗里德曼也盛赞里根是一位真正将个人自由、削弱政府，以及尊重市场原则作为其基本纲领的政治领袖，里根曾在多次竞选演说中引用其论点，诸如赤字的来源就是“大政府”自身不可抑制的膨胀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拖累经济增长与造成通胀的元凶。在《自由的选择》中，弗里德曼通过对战后英国与西德30年间的经济增长统计与政府干预、开支变换指出：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以及过分强调通过税赋福利杠杆达到社会平均的指导政策，是英国人均创造GDP值最终落后于西德（从1950年人均1254美元对人均1015美元，1980年人均9110美元对1.345万美元）的直接肇因，他进一步提出，美国政府开支占据GNP的比例，在战后30年间已经从10%左右急剧增长至33.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包括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研究所，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执教的芝加哥大学，他和其门下弟子形成了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在尼克松任期内，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如赫伯特·斯特恩，开始在华盛顿内部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发言权，尼克松奉行了一种被称为“渐进主义”的经济方针，期望用温和的货币政策逐渐削减通货膨胀率，并把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然而货币紧缩政策却引发了信贷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使失业率迅速攀升至5.4%，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政府又转而求救于传统的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然而危机并未缓解。到了卡特任期内，CPI与WPI指数都以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