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不平则鸣”与韩愈的迁谪诗(一)

浅谈“不平则鸣”与韩愈的迁谪诗(一)

论文关键词：韩愈“不平则鸣”迁谪诗

论文摘要：韩愈的迁谪诗有反映自己仕途失意的，也有为他人鸣不平的。但和此交织在一起的是反映谪地及途中的山光水色、所见所闻的民间疾苦，揭露中唐以后的政治黑暗。从思想内容来看，总体是健康的。他的迁谪诗比应景、应酬诗来得通畅浅白，感情真挚，较少险峻怪僻之弊，是韩愈纵恣豪放、浑茫雄博诗风的代表。迁谪诗既是韩诗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韩诗的精华所在。

韩愈是“不平则鸣”文学创作理论的首创者，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里，韩愈阐述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带有规律性的“不平则鸣”的道理，接着他列举了从古至唐那些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善鸣者。

其后，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又说：

夫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不仅是韩愈对古今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自身创作经历的深刻体会。韩愈的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感人肺腑，跟他自身不幸的遭遇是紧密相关的，他的迁谪诗就是明证。

一、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

韩愈在仕途中，3次被贬，其中两次被谪于外。第一次在贞元十九年(8o3年)，时任监察御史，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揭露京师大早，颗粒不收，而以京兆尹李实为代表的官吏却不顾一切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家破人亡的事实，触怒了德宗和当权者，被贬到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为令。第二次是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为刑部侍郎。因宪宗于正月派人到风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中供奉3日。然后送寺院展出，整个长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韩愈上论佛骨表>极谏，宪宗大怒，将抵以死。幸裴度、崔群等极力救援，才免一死，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按照唐朝法律的规定，遭贬谪的官吏虽仍保留官吏的身份和一定的俸禄，但负谴罪，须立即上路，并且不准在途中停滞。韩愈两次被贬广东，路途遥远，亦可见其负罪之重。

第一次要去的阳山，离长安3800百多里。韩愈离开长安时正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真是痛苦不堪。后来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缛，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但悦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自首囚。”而阳山又是荒僻边远的地方，地形险要，交通阻隔，人口稀少，居民且不开化。韩愈怀着满腔热忱，为民请命，落得这样的下场，因此内心十分悲愤，其被谪阳山期间的诗歌，大多是为自身鸣不平之作，是“愁思之声”，是“穷苦之言”，故皆“要妙”而好，成为佳作。

韩愈从贞元十九年冬末离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自江陵召还，贬谪期间写诗近60首。

第二次被谪地点在潮州，离长安有7600多里远。和第一次不同的是，此次谪地在岭南道，更为遥远，更为偏僻，是人称的“瘴疠之地”，而且谪阳山时韩愈不过36岁，时值壮年，可此次被谪已52岁，时届暮年，故境况比第一次更惨。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在风雪交加之日被迫匆匆上路，自料无生还之理，路过蓝关时遇侄孙韩湘，有感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韩愈含冤负屈，

无限愤懑，但仍心系国家命运的心情，是韩诗中的佳品。韩愈此次离京，女儿挈年方12岁，卧病在床，与父诀别。随后被遣逐，惊恐人心，未得及时治疗，病死在商州层峰驿，草草收埋。次年，韩愈被召还朝，路过其女之墓，写下“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这样痛心伤腑的诗句。直至4年后，韩愈为京兆尹，才换棺归葬其女于河阳韩氏墓。

韩愈第二次迁谪，从元和十四年正月离京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召回，时间1年零1O个月，其间写诗45首。韩愈两次迁谪，共写诗100多首，约占韩诗总数1／4。这些迁谪诗不同于韩愈平时的应酬诗、应景诗，它首首出自诗人的肺腑，感人至深，且思想内容深刻。诗人虽然大多为自身的冤屈鸣不平，但也因此触及到社会的黑暗面，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揭露，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有所鞭挞。从为自己呜不平，扩展延伸到为朋友、为百姓鸣不平。韩愈是正统的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非常的浓厚，主张“文以载道”。他的文章总在大力宣扬和捍卫儒家思想。我们没有发现韩愈对于作诗目的的论述，但他作诗决不仅仅为了娱乐，他的诗歌同样反映他忠君爱民的思想，但他不是用说教的手法，而是发出鸣不平的愁思之声和穷苦之言，从而使人读后能够感悟，达到比说教方法更好的效果。

险峻怪僻，历来被看成是韩诗的风格和特点，但这只是韩诗风格的一个方面，韩诗还有平易顺畅的另一个特点，这两者乍看起来，似是矛盾和冲突的，其实不然。韩愈那些逞雄斗奇的诗，大多作于身处顺境，为应景、应酬，或卖弄学问之时，虽偶有佳作，但广为流传者不多。而韩愈传诵千古的诗篇，皆是怀才不遇之时，饱受冤屈之日的所思所感，此时直抒胸臆，坦言陈情，无庸雕琢造奇，也无心卖弄渊博，鸣不平的迁谪诗便是其代表。如大家所熟知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笔力雄拔，语调悲凉，倾诉了受谪者抑郁苦闷的心情，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

韩愈在迁谪期间，虽心怀不平，但并没有消沉，他关心民瘼，不忘民生疾苦。《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关于贞元十九年京师大旱，人民乏食而倒毙沟渠的描写真实人微，语语沉痛。《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反映农民遭受水灾的痛苦，同时也写出逐客苍凉惆怅之感：“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

韩愈在阳山，也曾写过一些充满生活乐趣的诗歌，如《梨花下赠刘师命》：“洛阳城下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月。”

二、为他人鸣不平的迁谪诗

我们所说的“迁谪诗”，不仅是迁谪者本人在贬所和迁谪途中所作的诗，还应包括描写他人迁谪的诗。韩愈诗中有不少写古今贤人、朋友被谪之事，为他们的不公遭遇鸣不平。这些诗不仅在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风格上都是韩诗中的佼佼者，和韩愈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贞元末，裴延龄、李实、韦执谊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言路闭塞，左补阙张正一、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上书讥评时事，遏止裴延龄人相。裴延龄令韦执谊反诬张等结党营私，张、王、刘等皆被贬谪：王仲舒被贬为连州司户，刘伯刍被贬为虔州参军。面对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韩愈愤然写下《咏雪赠张籍》。和此前写的《苦寒>诗一样，此诗把当时喻为寒冷的冬天，把裴延龄等小人比成铺天盖地的大雪，而张正一等如同松竹，为大雪所压垮：“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韩愈被谪阳山，沿湘江而行，有感于屈原忠而被谤，横遭贬逐，沉江而死，而自己也因忠谏被逐，写下《湘中》一诗：“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汩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吊屈原亦自吊也。

后回桌长沙，再次咏叹：“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诌。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并写了《感春》、《井》等诗，借凭吊屈原、贾谊，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

张署贞元十九年与韩愈同为御史，因直言敢谏，与韩愈同上“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谗，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