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钱钟书在比喻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

读《伊索寓言》——钱钟书在比喻理论与实

践上的突破

引言

请允许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出这句带点绝对语气但却毫不夸张的话：在当代学坛或文坛，无论就对比喻的重视程度，或对比喻的研究深度，以及对比喻的运用广度，钱钟书而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人了。

从流行的修辞学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喻在诸修辞格中总是坐着头把交椅。但这种不自觉地对比喻的另眼相看，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著者对比喻在文学艺术中特殊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比喻仍是诸修辞格中的普通一员。到钱先生这里，才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比喻提拔到显赫突出的位置上。无论是早期的《谈艺录》、五十年代的《宋诗选注》、还是煌煌巨著《管锥编》以及论文集《旧文四篇》等，我们都能从中看到钱先生以其中西兼通、古今两融贯的学养去烛照比喻，孜孜以求，随处点评，颇多创见，新人耳目，如“二柄”“多边”“博喻”“曲喻”“一喻多意”等都是钱先生创辟而流行开来有。他创作的被视为“现代经典”的长篇小说《围城》，可以说是一座“比喻之城”，其取譬设喻迥异于其他作家的文艺作品，生动风趣，耐人寻味，令人叫绝。难怪海内外学人都推崇他为“比喻大师”，对此钱钟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钱先生通过对比喻这种形象思维的重要方式和语言艺术的基本手段的研究和实践来探求文学艺术的“奥秘”，刷新和突破了先前的比喻理论和实践，辟出一块新天地来。

钱钟书在比喻本体论上的突破

钱钟书先生从来不把比喻视作一种单纯的修辞技巧，他认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还强调“所谓‘安诗’当学‘博依’耳”，意思是说：搞文学创作，应当首先学习取譬设喻可见比喻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比喻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几乎所有的修辞学专著对此都毫无涉及，钱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开拓性的探索。

1、《易》之象与词章之喻

钱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乾》中说：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

这是钱先生在批驳了国外两家把比喻泛论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的观点后所发的议论。这段话厘清了理论文章（钱先生以《易》为代表）的比喻和文学作品的比喻二者的区别。理论文章用比喻，只是说明论点阐述道理的工具，论点和道理说清了，论点和道理说清了，比喻也就失去了意义，即所谓“到岸舍筏，见月忽指”。文学作品（即词章）的比喻本身就是目的，因为文学作品是靠“形象”去感染和启迪读者，如果“舍象忘言”的话，

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变象易言”的话，那就变成另一作品甚不是文学作品了。钱先生还打比喻说，理论文章的比喻如旅客的过亭，而文学作品的比喻则如骨肉团聚的家室。若把理论文章的比喻视为文学作品的比喻，则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起芳草”；但若把文学作品的比喻视为理论文章的比喻，则比必陷于索引附会，痴人说梦。

钱先生从表面相同的两种比喻中看出了二者的“貌同心异”，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语言特性和比喻艺术的本体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扭转了某些文艺鉴赏“指鹿为马”“繁琐考证”的陋习。

2、“二柄”与“多边”

这是钱先生对比喻理论的又一创见。所谓“二柄”，是钱先生综合了斯多噶派哲人、慎到、韩非之语而移用到比喻上的名词，它的意思是说，“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如“水中映月”之喻，在佛教经典中，常比喻不可捉搦的意思；而用以喻“至道”是叹其玄妙，用以喻‘浮世”则是斥其虚妄。同一比喻，赞誉和损毁大相径庭，这就是比喻之“二柄”。由于地域的不同，执喻之柄也各相异。如同一“使钟表停止”之喻，意大利人用以赞叹容貌之美，而英国人用来讽刺妇人之丑。比喻之“二柄”换句话说就是比喻具有两面性，或同一比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用法。

何为“多边”呢？钱先生说：“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件事务有不同的性能即所谓的“多边”，取譬用喻可据一性

一能打出各种不同的比喻来，这就是比喻之“多边”。比喻之“多边”是由于事物之多性多能。如以“月”为喻，“月”具有形圆、体明、皎洁、光匀等“多边”性能。“月明”取月之明；“月面”取月之圆；“一月千江水”则言其平等普及，分殊理一；“明明千秋，如月在水”则言菘皎皎不灭，光景常新。同是一“月”，立喻者取其所需，各傍一边，因而“月”就出现了一月多边的情况。

通过“二柄”和“多边”，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各个方面，使我们在创作实践中能更自觉地利用比喻来展现纷纭复杂的客观世界。这是钱先生将辩证法应用于修辞学的重要收获。

3、“观感价值”与“情感价值”

钱先生的《管锥编．毛诗正义．有女同车》条中，通过一大段彩阐发，指出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比喻，我们应当领会其“情感价值”，不要执著其“观感价值”。也就是说在比喻酿造出的特定语境中，要神会其情感用意，不能拘泥于实在之象。如“杏脸桃颊”是比喻女子之美的一个常语，将女子鲜艳润泽、光彩照人的脸庞一下子全描写出来了。如果我们不用“情感价值”去理解，而仅从“观感价值”着眼的话，那将大煞风景，死在句下。若其女脸颊果真为“桃杏”，岂不成了怪物！文学作品中的比喻用绘画和雕塑表达不出来，也是这人道理。如“芙蓉如面柳如眉”，假如我们坐实当真，依此画像，必引人疑惑。因而文学作品中的比喻“合而仍离，同而存异，不能取彼代此、纳此入彼。”

钱先生指出我们应注重理会比喻的“情感价值”，不要执着“观感价值”，让我们更加明确了比喻是文学语言的优势所在，而造型艺术最难表达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东西。同是艺术而各擅

其长。

4、比喻和逻辑

逻辑学上认为“异类”的事物不能相比，不然就会产生不谨严、不足依据的比类推理；而文学上的比喻却相反地强调，凡是“比喻”必用“异类”的事物。“智”与“粟”的多寡，“木”与“夜”的长短，在逻辑的立场上看，是永远见不出分晓的，是违反逻辑的。而在文学中却完全可以连类而比，我们完全可以说“智多如粟”，外国成语比喻人的瘦高用“像饿饭的一天那么长”。因而比喻可以说是“事出有因的错误”、“自身矛盾的谬语”。

钱先生对比喻与逻辑关系的论述，说明了艺术创造活动中虽然存在着逻辑问题，但决不能以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有自己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逻辑是不配裁判文艺的。用爱克斯光绝测不出绘画家和雕塑家所反映的人体美。

钱钟书在比喻方法论上的突破

我们常见的修辞学著作，在比喻方法论上，已陷入一种彼此相沿、互相抄袭的团团转之境，千篇一律，毫无新意。钱先生不为常见所囿，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指出了博喻、曲喻、一喻多义等手法，另开生面，自成一家。使比喻这一惯闻常见却又被人们习而想忘和修辞手法，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显示出其神奇的魔力和无穷的乐趣。

1、比喻的谜底

钱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指出：“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