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君德开导圣学_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早期教育述论

　广东社会科学 2007年第4期　

培养君德　开导圣学

———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早期教育述论

尹选波

[提　要]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虚龄10岁即位,为了把他培养成尧舜一样的贤君,内阁首辅张居正制定了以学习为主,以视朝理政为辅的皇帝养成计划。日讲、经筵学习包括儒家经典、历史和写字、对联等文化知识,阅读本朝前代帝王处理朝政的文件和语录,培养执政能力。张居正还主持编写了《帝鉴图说》、《世宗御笔》等教材,重视提问和讨论,在共同探讨中培养道德,增长学问。这些安排在李太后、太监冯保的支持下,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张居正　万历皇帝　早期教育

[中图分类号]K248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4-0118-08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虚龄4岁启蒙,10岁即位。他虽贵为天子,但毕竟学业未成,执政能力欠缺。内阁首辅张居正根据隆庆皇帝的遗诏,制定了以学习为主,文化知识和执政能力依次培养的详细计划,认真执行10年,取得显著的成效。对此,以往鲜有详细论述。本文梳理了相关史料,论述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早期教育情况,以就正于方家。

一、确立以勤学为实务的原则

明朝隆庆六年五月,穆宗朱载　病亡。朝廷在颁布的遗诏中提出:“皇太子聪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成宪,讲学亲贤,节用爱人,以绵宗社无疆之祚”①。同时,要求皇太子:“尔依阁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②。朱载　在两份遗诏中,分别提到“讲学亲贤”、“进学修德”,就是要求朱翊钧继续学习,掌握帝王的本领,当好皇帝。

穆宗朱载　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朱翊钧虚龄10岁,刚刚出阁讲学,学业未成。他安排聪明而早慧的儿子在10岁时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儒家思想文化学习,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怎能因继位而终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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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自四岁已能读书”③。隆庆二年,年方6岁就被立为皇太子。他性格沉稳,少年老成,很受父亲朱载　的喜爱和重视。穆宗朱载　曾经在宫中驰马玩乐,朱翊钧劝谏说:“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因而对他大加夸奖。陈皇后生病,退居别宫,朱翊钧每天早晨都随生母李贵妃前往问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④。

隆庆三年正月,朱翊钧已经7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应该出阁讲学,接受正规而系统的儒家教育。为此,礼部尚书高仪上书,提出皇太子出阁讲学的建议。穆宗朱载　担心儿子就学受累,主张等到皇太子年满10岁再出阁讲学。

隆庆四年正月,张居正上疏,指出:“远稽古礼,近考祖制,皆以八岁就学。盖人生八岁,则知识渐长,情笃渐开,养之以正,则日就规矩;养之不正,则日就放逸,所关至重也”。皇太子朱翊钧“正聪明初发之时,理欲互胜之际,必及时出阁,遴选孝友敦厚之士,日进仁义道德之说,于以开发其知识,于以熏陶其德性。庶前后左右所与处者皆正人,出入起居所见闻者皆正事。作圣之机,以豫养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端也”⑤。尽管张居正的主张合情合理,但穆宗朱载　爱子心切,仍然坚持要等到皇太子年满10岁再出阁讲学。

隆庆六年二月,皇太子朱翊钧已经10岁了。按照原来的打算,穆宗朱载　开始筹办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相关事宜。三月,朱翊钧正式出阁讲学,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儒家经典教育。但是,朱翊钧出阁讲学才两个多月,穆宗就病危了。穆宗深怕太子的学业半途而废,因此在遗诏中谆谆教诲,要求他“讲学亲贤”、“进学修德”。

隆庆皇帝去世后,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根据隆庆遗诏和皇帝的实际情况,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以务学为急、以讲学亲贤为先的原则。张居正指出:“自古帝王虽具神圣之资,尤必以务学为急”⑥;“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⑦。对于皇帝的讲学与视朝的关系,张居正又提出以勤学为实务的原则,他指出:“上每日视朝,朝后又讲,似于圣体太劳,恐非节宣之道。若论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则视朝又不如勤学为实务也”⑧。张居正提出的这些原则,得到了皇太后李氏的大力支持,成为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行为准绳。朱翊钧自即位到张居正去世,整整坚持了10年时间,确实做到了勤学,也取得了明显的学习效果。

二、万历皇帝讲学的时间、方式、内容

张居正很重视万历皇帝的讲学问题,按照穆宗的遗嘱,他把教育年幼的万历皇帝当成自己辅政的首要任务。他在奏疏中说:“臣等谬以菲陋,职叨辅弼。伏思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乃当今第一要务”⑨。为此,他亲自安排讲学的时间、方式和内容,然后通报万历皇帝及其生母李氏,取得他们同意后,认真贯彻执行,持之以恒。

根据明朝祖制,皇帝的讲学方式,主要是日讲和经筵。隆庆六年六月,张居正上《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指出:时值秋凉,朝廷的一应大礼都举行完了,因此建议皇帝在八月中旬于文华殿举行日讲,明年春天再举行礼仪规格更高的经筵。本着“视朝不如勤学为实务”的原则,张居正又拟订皇帝视朝和日讲的具体日期:每月逢三、六、九日视朝,其他时间都举行日讲。“非大寒大暑,不辍讲习之功。凡视朝之日即免讲,讲读之日即免朝”⑩。万历皇帝同意张居正的安排。之后,张居正就日讲的具体内容和程序做了详细的安排。

日讲从日出至日午,分四个阶段进行。依次是:第一,复习和讲读。按照皇帝在东宫讲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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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接着讲《大学》、《尚书》。每天在讲官讲解新内容之前,皇帝要读前日所学《大学》、《尚书》的内容各10遍,然后讲官接着讲新内容;第二,休息、阅读章奏。讲读完后,皇帝进暖阁稍事休息,同时阅览各衙门进奏的章奏。如果有疑问,就召见张居正等讲解明白,以便熟悉国家政务;第三,练习书法。正字官侍奉皇帝练习书法。之后,根据皇帝的意愿,或休息一会儿,或直接午讲;第四,午讲讲读《通鉴节要》,学习历史知识。讲官一定要把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讲解明白。之后,皇帝回宫休息 λϖ。

在日讲程序之外,张居正在《拟日讲仪注疏》中还提出了四个注意事项:第一,每天讲官讲完后,皇帝如果还有疑问,请不耻下问。张居正等再用浅显语言讲解,务求明白;第二,每月视朝之日,虽免讲读,但皇帝要在宫中温习讲过的经书,练习书法,学习的工夫不能间断;第三,皇帝每日日出时就吃完早膳,到文华殿讲读。吃完午膳后,还宫;第四,除非遇到大寒大暑,不辍讲读。如果遇到风雨,传旨暂免。

这种安排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于是,日讲就有条不紊地坚持下来了。

在日讲如期举行的同时,万历元年正月初十日,张居正又上《请开经筵疏》,提出了开设经筵的建议。他提出:“但经筵盛典,亦宜次第举行。且在廷臣工,久切快睹之望。伏乞敕下礼部,遵照前旨,于二月内择日具仪,肇举令典。其合用知经筵、同知经筵及侍班讲读、执事侍仪等官,容臣等查照旧规,议拟上请,仰侯圣裁施行。庶劝讲之礼,既不废于公庭;造膝之言,又日陈于左右。圣功日密而又密,圣德日新而又新矣” λω。万历皇帝同意张居正的意见。不久,就正式安排了一大批名高位重的官员参与经筵活动:“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事,吕调阳同知经筵事。侍郎陶大临、丁士美、申时行、王锡爵、陈经邦、何洛文、沈鲤、许国、沈渊、陈恩育直讲。罗万化、王家屏、陈于陛、徐显卿、张位、韩世能、林展春、成宪展书” λξ。二月初二日,有关的礼仪安排就绪,正式举行经筵。万历皇帝在大臣的簇拥下,来到文华殿,接受大臣的行礼后,开始了经筵讲读活动。此后,每月逢二日举行经筵,其他时间照常举行日讲。

经筵活动人员多,仪式繁,不易安排和举行。因此,万历元年五月正式规定经筵在每年春天和秋天分别举行。春讲自二月十二日至五月二日,秋讲自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二日。作为定例,以后都按此奉行,不必临时奏请。自此以后,日讲与经筵交替进行。作为主要日常工作,万历皇帝对日讲与经筵的学习投入了很大热情,按部就班地进行了10年,传旨减免的次数非常少。

张居正根据万历皇帝的文化基础以及治国的需要,以“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为教育目标,有针对性地安排文化修养和行政能力两个方面的教育内容。

在提高文化道德修养方面,张居正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安排教官,系统而正规地讲读《大学》、《尚书》等儒家经典。要求万历皇帝熟读和理解四书五经,掌握儒家经典的基本内容;第二,学习历史知识,讲读《通鉴节要》等历史著作;第三,皇帝每天都要坚持练习书法,并安排书法名家给予指导;第四,练习作对联,从万历二年四月开始,为以后作诗填词做准备。这些内容,都是当时士人的必修课,也就是当时文化人必须掌握的文化基础。张居正只是沿袭传统的教育内容,认真执行,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没有什么突破。

培养和提高皇帝执政能力,是张居正的工作重点。在这方面,他颇下了一番工夫,编写了许多生动活泼、联系实际、针对性强的教材:

第一,编写和讲读《帝鉴图说》。张居正嘱咐讲官马自强等人,采古代帝王善可为法的81件事,恶可为戒的36件事,编成一书,配上插图,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隆庆六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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