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_蘩漪_娜拉悲剧命运的分析比较

收稿日期:2002—07—12
作者简介:孙萍萍(1977—),女,陕西澄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陕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安娜、蘩漪、娜拉悲剧命运的分析比较
孙萍萍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渭南714000)
摘　要:安娜、蘩漪、娜拉在家庭这块阵地上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安娜、蘩漪追求的是爱情,娜拉追求的是人格独立,然而,她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同一悲剧结局。

这说明女性的解放不仅要依赖社会历史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女性自身的独立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关键词:安娜;蘩漪;娜拉;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3)01—0065—03
Com para tive Study on the Trag ic D esti ny of Anna ,Fan Y i and Nora
SU N P ing 2p ing
(D epartm ent of Ch inese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714000W einan ,Ch ina )
Abstract :A nna ,Fan Y i and N o ra struggled indom itably fo r their ow n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n the battlefield of their different fam ilies .Bo th A nna and Fan Y i sough t fo r the ideal love ,w h ile N o ra sough t fo r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How ever ,they all unavo idably reached the sam e tragic end eventually .T h is indicates that w om en’s liberati on no t only de 2pends on the social and h isto rical conditi ons ,but also on their ow n sp irit and courage of figh ting fo r independence indefati 2gably .
Key W ords :A nna ;Fan Y i ;N o ra ;w om en ;tragedy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社会的变革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要求重新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

一种社会制度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决定了旧的治家格言型家庭基础的解体和家庭联系新的形式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家庭关系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充斥着世界文坛。

列夫・托尔斯泰、享利・易卜生、曹禺用各自的作品,对剥削制度及其道德观念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对当时社会妇女争取个性解放起着巨大的启蒙、推动、探索作用。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追求自身爱情的执着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曹禺处于19世纪初的中国,他把半封建半殖民状态的中国喻为一口残酷的井,《雷雨》中的蘩漪就是在这口井中苟延残喘的人。

易卜生则把火炬投进了市侩的“和睦家庭”,《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离家出走,无情地揭露了温情笼罩下的资产阶级婚姻的欺骗性和自私性。

“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仍然和对偶婚以来的作法相同,即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
衡利害的事情。

”[1](P 67)三位女主人公纯洁、善良、真诚、热情,憧憬和追求平等幸福的爱情,但现实的婚姻家庭拉开了她们
不幸的序幕。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的唯一出路,较为体面的职业是嫁人。

蘩漪、安娜、娜拉,她们走了同一条路。

蘩漪美丽沉静,曾接受过一点点“正规教育”,具有中国妇女独特的文弱和聪慧,她本可以发展成为大家庭的主妇或书香门第的内助,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

但特殊的经历和遭遇,改变了她的命运,改变了她固有的性格。

她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在外杀人如麻,在家专横自私的伪君子周朴园,婚后生活很不幸福。

周朴园热衷于建立一个“最有秩序”、“最圆满”的理想家庭。

他把蘩漪当作玩物,置于自己的压制之下,要求蘩漪做点缀家庭的“旧式花瓶”。

蘩漪的婚姻不仅没有得到所憧憬的爱情,而且连个人的尊严和个性自由也荡然无存。

洋溢着热情、美丽而富有朝气的安娜生于显赫的官宦世家,才十七岁就由姑母作主嫁给大她二十岁的省长卡列宁。

卡列宁冷漠无情,思想僵化。

安娜曾努力去爱她的丈夫,但得出的结论是: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他只关2003年1月第18卷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 .2003V o l .18　N o 11
心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是一架枯燥僵化而又运转非常好的机器。

安娜只是他“有家室”的标志而已。

安娜履行了教育儿子、爱护丈夫、参加必要家庭社交的义务,但却没有权利追求爱情。

“现代的个体家庭是建立在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

”[1](P 70)娜拉的家庭在别人看来是幸福和睦的。

她自己也确实心满意足,她想爱她的丈夫、父亲、儿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她也真心相信丈夫海尔茂所说的为了爱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生命的诺言。

然而,当柯洛克斯泰的要挟信被丈夫发觉时,奇迹没有出现,美梦却破碎了。

海尔茂原来是一个极端自私虚伪的人,他从来没有把妻子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而把她看作一个不能随便乱花钱的“大孩子”,称作“小松鼠”、“小鸟儿”,当做玩偶而已。

感情的鸿沟已使他们无法共同生活下去。

面对无爱的婚姻,三位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方式开始了对幸福的追寻。

当周萍、渥伦斯基分别闯入蘩漪、安娜各自的生活时,多年来郁积的苦闷火山般地爆发了。

蘩漪不顾一切地扑进周萍的怀抱,就像溺水之人攥住一根求生稻草那样。

安娜面对虚伪而又自我欺骗的婚姻,公开向她的丈夫宣告她同渥伦斯基的爱情。

然而悖逆者的道路艰难而曲折。

在封建资本家周朴园一手维持的家庭“秩序”里,根本不容许蘩漪和周萍的爱情存在。

因此,蘩漪夜里偷偷地与周萍幽会,过着“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生活”。

而安娜则敢爱敢恨,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公开地同渥伦斯基亲密地交谈,公开地与丈夫决裂。

安娜勇敢地逃出了那教条、虚伪的家而蘩漪却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

娜拉也有更高的追求,她认为妇女不仅仅对丈夫家庭儿女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责任。

娜拉同代表资产阶级社会态度的海尔茂决裂是必然的。

海尔茂所推崇的资产阶级道德就是一个保险的地位,不遭非议,做到无懈可击。

娜拉善意伪造债据的行为显然击中了他的要害。

他蛮横攻击娜拉是“伪君子”、“犯罪的人”、“下贱的女人”,甚至剥夺了她照管孩子的权利,要赶走她。

当海尔茂提到妇女最神圣的对丈夫、对家庭儿女的责任时,娜拉却回答说她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责任。

对资本主义法律,她深恶痛绝: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去救他的性命,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

旧世界围着丈夫孩子打转的妇女在这里发出了最强音,在思想的离异之后,娜拉决定离家出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

显然,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蘩漪、安娜没有娜拉走得远。

她们将爱情理想化,满足于美满的小家庭生活,而娜拉追求的是人格的平等、精神的独立。

在她和丈夫之间,首要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爱情,而是妻子和丈夫是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娜拉认为,妇女的人格高于妇女所珍视的爱情。

二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1](P 79)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安娜和蘩漪受尽了精神折磨,追求幸福爱情的失败则彻底使她们绝望。

安娜在追求爱的道路上充满坎坷艰辛。

卡列宁打出宗教的旗帜,认为他们的婚姻是上帝的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它。

为了荣誉、前程,他要求安娜表面维持家庭的体面而允许她背地里偷情,同时,他还以安娜深爱着的儿子谢辽沙作威胁,既不同意离婚,也不许她带走儿子,让她长期处于不合法的地位,也从感情上击垮了安娜的精神支柱。

上流社会里,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所带来的社交公开给勾引和通奸大开方便之门,旧的封建残存礼教又给他们无耻的行为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

没有真诚、没有爱情,到处弥漫着虚伪的恶浊空气。

“丈夫欺骗妻子,妻子背叛丈夫,贵族仕女们几乎人人都有‘外遇’,所有‘合
法的’家庭外面几乎都有‘非法的’婚姻补充形式。

”
[2](P 425)安娜如同她那圈子里其它妇人一样,有一个她不爱的丈夫和一个她所爱的情人。

唯一的差别就是她很执着地追求爱情。

她要求结束旧婚姻,缔结新家庭,这无疑会触犯贵族社会虚伪的道德准则而遭到联合镇压,而她不过是顺着别人踌躇不决地、虚伪地走着那条道走到底罢了。

面对安娜炽热的感情,渥伦斯基这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只是把她作为在上流社会的政治资本,虽然他也曾为爱情作过牺牲,但从未有过要与上流社会决裂的念头。

当安娜受到上流社会的制裁时,他更担心的是自己会因此失去在官场上升迁的希望,终于抛弃了安娜,给她最后而且是最直接的打击。

为了爱情,安娜抛弃了家庭、名誉地位、儿子,然而还是守不住那份爱情。

她越来越妒忌易怒,简直无法生活下去。

蘩漪在周家专横、冷酷的世界里,过着一贫如洗的精神生活。

她在无法忍受周朴园的情况下接受周萍,她没有别人可选择,正如曹禺先生所说:“这只好问她的命运为什么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

”蘩漪的感情在周萍身上得到了不正常的变态的发泄,然而周萍这个极端自私的资产阶级少爷,缺少父辈兴家立业的才能却不乏其辈的不负责任,这其实也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软弱与妥协的特性,他缺乏接受这种超越寻常爱情的勇气,所以他点燃了蘩漪爱情之火却亲手将它扑灭,甚至抬出封建礼教,诬蔑蘩漪是疯子。

周萍始乱终弃,把这个不幸的女人逼向绝路。

她要报复,“她有最雷雨的性格,生命里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3](P 18)
对于安娜和蘩漪来说,这不仅仅是爱情的丧失,而是生活欲念的破灭。

“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结果。

”[1](P 71)身无分文的娜拉,出走后的命运怎样呢?作家易卜生提出了这个问题。

鲁迅先生也曾分析,“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4](P158)
・
66・ 孙萍萍:安娜、蘩漪、娜拉悲剧命运的分析比较 第18卷
的确,在以金钱为中心,以个体家庭为经济单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当经济活动主角并握有经济实权的男子,无论在社会、在家庭中,都处于一种无须任何法律规定的特权地位。

只要这种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娜拉即便跳出家庭的樊笼,挣脱丈夫的奴役,仍很难找到自身解放和独立的出路。

易卜生的《群鬼》,鲁迅先生的《伤逝》,两位女主人公的命运清楚地表明,在没有具备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之前,仅以离家出走的个人反抗形式去谋求自身的独立,往往只能以悲剧告终。

娜拉的结局,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蘩漪、安娜、娜拉三位女性虽处于不同的民族,接受不同的教育薰陶,却在各自抗争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悲剧结局。

然而她们却以生命的代价,向黑暗社会投去了一线光明。

三
任何一幕悲剧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和社会因素。

安娜处于19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蘩漪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的20世纪初的中国,这正是两个新旧交替的大动荡时期。

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宣传促成了蘩漪、安娜的叛逆行为;另一方面,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仍很顽固,他们把持政权,做着垂死的挣扎,娜拉则生活在挪威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自私虚伪”已有所暴露。

像娜拉这样倔强有主见,敢于直言不讳的女人的出走必然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为她提供活下去的“余地”。

蘩漪、安娜的悲剧,还在于阶级出身和教养给予的无法克服的矛盾。

父权社会为了排除女性这一异己力量的威胁和反抗的潜在可能性,势必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出一套女性观,使女性磨去棱角,褪去锋芒,丧失战斗力,永远处于被玩赏、受奴役的“第二性”地位,高颂女德是为了将女性更加牢固地束缚在自己的文化地位上。

安娜接受贵族阶级的教育和宗教气氛的熏陶,贵族阶级的道德标准和宗教意识制约着她,她是在尖锐的思想矛盾斗争中寻求爱情的。

这个精神枷锁决定了她永远也不可能同上流社会决裂。

蘩漪的矛盾在于她是一个接受过新教育的“旧式女人”。

新思想使她痛恨周公馆、周朴园,但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主妇,她不得不把自己囚禁在樊笼中恪守陈腐的道德信条,她不能像鲁大海那样赤裸裸地无所顾忌。

她的抗争受到她人生观的极大限制,她并没有真正的目标。

这种自身的矛盾又恰恰导致了她的悲剧结局。

然而,也正是这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使得蘩漪和安娜的反抗较之娜拉显得苍白无力,爱情成为她们生活追求的全部。

狭隘闭塞的生活使她们无法深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也无法呼吸到时代的气息,更无法接触时代的先进人物,因此,也不可能投身到妇女解放的洪流中去。

而娜拉的出走,是对笼罩温情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否定,是对传统夫权思想的挑战。

她追求的是妇女人格的独立,她不是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从一个男人身边投奔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而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然而,即使娜拉,也只注意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少想到妇女的社会地位。

因此,她也不能把妇女的解放同社会的解放结合起来,不能把自身的命运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

文学作品是作家用超现实的眼光洞察社会现实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不能不对创作发生深刻的影响,他的胸襟和视野是受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局限的,这也正是三位艺术家没有把安娜、蘩漪、娜拉争取解放的舞台放在家庭而不是社会的原因。

妇女解放是一个社会问题,作家在作品中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三位女主人公悲剧命运也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

”[1](P79)三位女主人公的结局表明,资产阶级妇女的个性解放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如果只是追求家庭幸福而没有更高的人生理想,如果不把自身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结合起来,那么,等待她们的仍将是失败。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3]王兴平,刘思久,等.《雷雨》序[A ].曹禺研究专集[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3.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连杨柳]・76・2003年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