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一百年

杜甫研究一百年
内容提要：杜甫研究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个案，因其杜甫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的全局意义和引领作用。

通过对杜甫研究百余年的回顾与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纪杜甫研究的状况与特点，亦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轨迹与特点。

关键词：杜甫研究/状况特点/梳理讨论作者简介：彭燕，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杜甫研究学刊》编辑近现代的杜甫研究，应该从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算起，迄今已百年有余。

百年杜甫研究，可谓风风雨雨，坎坷不平。

2012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系列活动。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皇皇12巨册的《杜甫全集校注》。

此书问世，可谓杜诗学史上的百年盛事，令人振奋。

今年又恰逢四川省杜甫学会、《杜甫研究学刊》成立与创刊35周年，因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百年以来的杜甫研究做一个梳理和总结。

这种梳理与总结，既是对杜甫的一种尊崇，也是对长期默默支持《杜甫研究学刊》同仁们诚挚敬意的一种表达。

行文之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新世纪杜甫研究做过系统梳理和讨论的文章主要有焦裕银、郑庆笃、张忠纲和冯建国的《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文史哲》三期连载)、祁和晖和濮禾章的《建
国以来杜甫研究情况述略》(《杜甫研究学刊》)、段海蓉的《建国以来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林继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王辉斌和王丽娟的《杜甫研究五十年》(《贵阳金筑大学学报》)、吴中胜的《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例》(《杜甫研究学刊》)、张忠纲和赵睿才的《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文史哲》)、杜晓勤的《二十世纪杜甫研究概述》(节选自《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等，上述诸文，或观点，或分期，大致相同，对本文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尤其是在数据统计和书目援引时，本文主要以郑庆笃等编的《杜集书目提要》、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以及张忠纲等编的《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等诸书为据。

笔者在此特予以说明，并向诸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本文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地区，而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地。

不管是什么文学，什么研究，它都必然植根于现实社会当中，杜甫研究亦是如此。

百年杜甫研究与中国政治形势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以时间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阶段为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二部分；第三阶段为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三部分。

一、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
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以民主观、科学观的现代视野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为一时之新风气，杜甫研究亦包括在内。

民国时期第一位关注杜甫的是谢无量先生，他的《中国六大文豪》于1916年1月由中华书局首印出版，书中列举了屈原、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韩愈六位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此书第五编为“杜甫研究”，对杜甫的生平、诗歌作品以及李杜比较均有涉及。

该书很受读者欢迎，在出版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印刷了四次。

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在延续晚清考证、校勘、笺注与诗学研究的同时，开始出现新的气象。

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梁启超刊载于1922年5月28日《晨报》上的《情圣杜甫》，此文是梁启超当时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讲稿，梁启超首以人文情怀和真、善、美的标准来评价杜甫，称杜甫为“情圣”，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继梁公后，这种旨在还原杜甫真性情和本来面目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又以胡适和苏雪林等为代表。

与此同时，杜甫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特点，即有学者开始关注杜甫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与地域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近20篇。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民国时期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共160余篇，两者相较，20亦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几乎占了民国时期杜甫研究论文总量的八分之一。

有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其实不然，在民国早期这类研究就已然有之，中后期就更多
了，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是老派与新派并存，传统与现代兼融。

民国凡三十八年，本文把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从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期则从1937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前后两期的杜甫研究均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特点。

(一)民国前期杜甫研究民国前期(1912-1937)二十五年间，发表杜甫研究相关论文有30余篇，出版专著20余种。

杜甫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杜诗艺术和杜甫生平研究两方面，研究方法则以传统的校勘、笺注、考辨、系年为主。

杜甫地域文化研究在这个时期亦开始出现，跨文化、跨时代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尤其引人注目是梁启超《情圣杜甫》一文的发表，开启了以现代科学与民主主义思想来关注和研究杜甫的新风气。

这个时期以研究杜诗为多，杜甫生平思想研究相对要少些。

论文中涉及杜甫其人研究的仅5篇，有闻一多的《杜甫》、定翔的《李白与杜甫》、佚名的《诗人与词人：杜甫与李白》等。

20余种专著中，有6种关涉杜甫生平研究，如汪静之的《李杜研究》、顾彭年的《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等。

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彭年《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一书值得注意，据题目，可知此书具有强烈时代色彩。

民国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加诸1931年的“9.18”事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过着极不稳定的困苦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此书为发端，关注杜甫战争思想的研究文章开始多了起来。

涉及杜诗研究的论文以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常工的《弥尔顿与杜甫》、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等为代表。

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其实大都属于比较研究，这种跨时代、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对我们以多视角、多维度来认识和理解杜甫与杜诗是非常有益的。

民国前期关注杜甫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不多，以陈鸣西的《杜甫地图十幅》和鞠清远的《杜甫在夔州的瀼西与东屯庄》两文为代表，有学者把这类研究归到杜甫的行踪遗迹类，这也是可以的。

行踪遗迹研究和杜甫地域文化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在某种层面上其实是一致的。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专文讨论杜甫文论观的
文章，如段熙仲的《杜诗中的文学批评》、郭绍虞的《〈戏为六绝句〉集解》、罗庸的《少陵诗论》等，这些研究说明在杜诗研究中已经从文本研究上升到了理论批评研究，晚期程千帆的《少陵先生文心论》、金启华的《杜甫诗论》均属此类研究。

专著研究中，则多为选诗和分类研究两种。

选诗研究以吴闿生选《杜诗》为最好，此本首载年谱，所选杜诗不分卷。

熊希龄的《精选杜诗》则为近代杜诗研究中较早的一本通俗读物，对普及杜甫文化、杜诗艺术是很有好处的。

此书于1921年首印后，1930年又再次印刷，可见在当时很有市场。

承宋代门类研究的流风余绪，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虞铭
新的《杜韩五言古诗类纂》，此书分类凡十一种，其《自序》云：“读其目，直《文选》耳，而编以诗，学诗者可以知所变焉。

”①周采泉先生对此书亦赞赏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