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危险状态下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超级玛丽”案的启示

关键词：生命权宪法地位危险状态公权力警察权

摘要：生命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中处于独立的首要位置，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上，公权力为保护公民生命权而设置。具体警察权的行使应该以生命权优先的理念为依归。

2006年3月1日下午，“超级玛丽”组合成员罗惊、韩萱的朋友刘然与两人联系未有回音。晚上十一点多钟，刘到两人的租住房外打电话仍未能联系上，怀疑煤气中毒，于3月2日凌晨报警。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潘家园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刘提议破门施救，未被允许。到上午九点多钟，由房东用手中的钥匙把门打开后，罗惊和韩萱已昏迷不醒，遂将二人救离现场。IO月l5日，罗惊死亡，韩萱一直神志不清。4月11日，“超级玛丽”家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朝阳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2006年l2月26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告公安局“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驳回“超级玛丽”家人的诉讼请求。韩罗两家当庭提出上诉。2007年11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虽然该案已过去几年，但“超级玛丽”案留给人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如何认识生命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如何处理危险状态下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如何规制警察权的合理行使等，都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生命权的宪法地位

(一)生命权是独立的宪法权利

首先，生命权是否为一项宪法权利，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生命权为一项民事权利。但这里的生命健康权与宪法上的生命权不同，前者是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而后者是从公法角度的规定，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强调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截至2005年2月底，在184个国家的现行宪法(含不成典宪法)中，共有153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占83％。世界有关人权的法律文件也都把生命权写入并给与高度的重视。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项民事权利，又是一项宪法权利，但最主要的是宪法性质的权利。

其次，生命权有无独立的价值，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权是人格权或广义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有者指出：“广义的人格权则同时还包括构成人格本质的个人的生命、身体、精神以及与个人的生活相关联的利益等其他内容。”这是把生命权纳入广义人格权的范围里，其蕴意在于生命权没有独立的价值。笔者认为，生命权与人格权有很大区别，人格权强调的是精神、名誉或非物质上的利益，而生命权更强调的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存在利益，两者不能混同。

第二种观点是将生命权纳入生存权的范围，即生存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休息权和获得生活救济的权利等。”也有学者认为，“生命权是生存权的主要内容，有时二者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对此，笔者认为，生命权是人得以生存的前提，是公民享有生命以及对不法侵害的自卫权和请求保护权，而生存权是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权利，二者显然不能等同，没有人的生命谈不上生存权。生存权更强调的是在现有的生命存在状态下，生命的质量达到最低的限度，主要是一种社会权。同时，生命权是个体的权利，而生存权更强调集体权利。

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自杀、自然灾害、矿难事故等，公民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这时的生命与财产、自由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生命却处于延续还是丧失的两难境地。抢救

生命本身就意味着公民获得了享有财产、自由权利的前提，也彰显国家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实际上我们在处理自杀、自然灾害等给公民生命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也是不惜一切代价来救助的。因此，生命权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宪法权利。

(二)生命权处于宪法基本权利的首要地位

第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的存在及其人体中存在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活动能力，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从而达至人类生存完善的境界。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物质前提，然后才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没有了人的生命，社会的任何活动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从人类追寻的发展目标看，“人的生命是一切人类社会价值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没有人的生命就丧失了创造社会财富的可能，没有生命不会有社会关系或使一定的社会关系归于消灭。

第二，从宪法价值的层面看，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是人权的保障书，宪法的最高价值就是充分保障人权。在人权谱系中，生命是人权的基础，人权的其它内容都源自人生命的存在，因此，为了追求人类的最高价值，必须将生命权置于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首要位置。

第三，从生命权与其它宪法权利的关系上。生命权优先于其它政治自由、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人身自由权是为了生命的自由自在，确保生命的物理空间；平等权是为了生命的尊严；财产权是为了生命的物质保障；受教育权是为了提升生命的价值；言论自由权是为了精神生命的成长；监督权是为了防止生命权和相关权利受到公权力的损害，等等。”如学者指出，“生命是自然人享有一切权利的前提，自然人的任何其他权利均须附有生命权这一…法定条件‟，即便以主体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或利益也无法换回生命，侵害生命权会导致主体权利能力的丧失，自然人一切权利随之消灭，其损害无法准确计量，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逻辑上不证自明。”因此，可以说生命的存在预设了其他基本权利的最终意义。

总之，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宪法的价值追求，以及生命权与其他宪法权利的关系等角度可以看出，生命权在宪法中必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各宪法基本权利之首。

(三)危险状态下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

所谓危险状态主要指公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生命处于将要消失的紧急被动状态，包括自然灾害、地震、意外事故等危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权与其它权利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本案中主要的冲突在于“超级玛丽”住在一个出租的楼房里，存在生命权与财产权、隐私权、住宅权的紧张关系，就与这三种权利的冲突来讲，由于存在着首要的生命利益，应遵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

西方法谚道，“私宅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以私人住宅为标志的合法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并称为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因此，警察不能贸然进入公民的住宅，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权衡住宅权与生命权的关系上，不能以牺牲生命来维护所谓名存实亡的住宅权和隐私权，也不能以财产权对抗生命权，“对生命而言，财产只是在服从生命、为生命所利用时才有价值；对财产而言，生命永远是无价的。生命高于财产，不仅因为生命只有一次，而是因为生命是财产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因此，当公民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应选择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的理性思维。

二、危险状态下的生命权与公权力

在一般情况下，生命权表现一种排他性，即只要他人不去实施侵害行为，公民的生命权就可以自动实现，或者在能够自力救济的情况下，生命权也会得以保障。但在危险状态下，自立救济已无法保护生命权，公民就有权利请求公权力的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