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u Fenglu's Studies ofGongyang's Vers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SHENTU Luming Center for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清代中叶始得复兴。

武进刘逢禄精研公羊，有著作十三种，号称专门名家。

刘氏春秋公羊学的特点是尊信公羊，排斥左传、谷梁。

尊信公羊又偏主东汉何休一家之说。

大凡何氏之说必力为疏通证明之，何氏未及者又引而申之，谨守今文师说，不杂糅牵引他家之说，确成一家之言，然何氏误解公羊处，也百般为之弥缝，乃至会曲说，未免不当。

Studies of Gongyang's vers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weresilent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and did not revive untilthe mid-Qing dynasty when Liu Fenglu of Wujin County,who wasto be termed 'expert scholar', published thirteen works onthe topic.He gave the most credit to Gongyang's version ofSpring and Autumn,and undermined Zuo's version andGuliang'sversion.In the studies of Gongyang's version,he so believedin the theories of He Xiu,scholar of the Eastern Han, thathe would go to great lengths to prove whatever He had said.Where He had missed a point, he would give his owninterpretations by sticking to modern essay traditions ofhistime and never citing what other schools had said. Where Hehad misunderstood Gongyang's version, he would make everyeffort to protect He,to the degree of distortion.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清代中期始得复兴，转至晚清竟为显学。

推原本始，此学由乾隆时期常州学者庄存与导夫先路。

然庄氏《春秋正辞》不拘汉宋，杂糅古今，其学尚未臻精醇。

庄氏门人孔广森、外甥刘逢禄继起，精研《公羊》，始为专门名家。

但孔氏不信何邵公“三科九旨”说，刘氏则谨守今文师说，独尊何氏义例，排斥《左氏》、《谷梁》不遗余力，最为专门。

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仁和龚自珍、邵阳魏源均从其受学。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刘氏的“春秋公羊”作些探讨，限于本人学识，浅陋之处在所难免，谨请方家指教为幸。

一刘逢禄，字申受，常州武进人。

嘉庆十九年进士，在礼部十二年，常以经义决事，为众所钦服，人称刘礼部。

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六。

刘氏外祖庄存与，舅庄述祖俱以经学名世，逢禄尽传其学。

长洲宋翔凤亦庄氏外甥，能传外家之学，述祖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

[1] 刘逢禄的学术师承，其子承宽撰《先府君行述》云：“大抵府君于《诗》、《书》大义及六书小学，多出于外家庄氏。

《易》、《礼》多出于皋文张氏。

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

”[2] 今案：皋文张氏即张惠言，亦武进人。

据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说，嘉庆五年，刘氏年二十五，举拨贡生入都应朝考。

时父执故旧遍京师，刘氏不往干谒。

惟就张编修问虞氏易、郑氏三礼之学，竟以此被黜。

至十一年方举顺天乡试。

[3]张氏之学以《易》、《礼》为尤精，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故逢禄特往请业问学。

刘子谓乃父于《春秋》独抱遗经，自发神悟，恐未必然。

当是承外家庄氏之遗绪，而又有所独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逢禄的众多著述中也以《春秋》之学最有条贯。

刘承宽列举了十一种：主山东讲舍时，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

又推原《左氏》、《谷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

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四卷。

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汉纪述例》各一卷、《春秋赏罚格》三卷。

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

[4]除以上所举十一种外，今本《刘礼部集》中尚有《春秋论》上下二篇、《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故礼部《春秋》之书共有十三种。

要说明的是，《春秋答难》原本为《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难》。

《申何难郑》四卷，当指《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共四卷。

这些著述中有七种已刻入仪征阮氏的《学海堂经解》中。

（注：这七种书为《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

）从上述书名中可以看出，刘逢禄春秋学的特点是“墨守公羊”，排斥《左传》和《谷梁传》，即所谓的“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这些恰恰是东汉何休（字邵公）的主张。

据《后汉书·郑玄传》，何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字康成）针锋相对，有《发墨守评》、《针膏肓》、《起废疾》之作。

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本来这场争讼已息，今刘逢禄重提这段旧公案，左袒何邵公而难郑康成。

因此，刘逢禄的“春秋学”主要特点具体说便是“申何难郑”。

二刘氏“申何”最有名的著作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简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以及《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

他自述撰作缘起云：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节符，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

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

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有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

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所传，舍是奚适焉？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

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

[5]在他看来，五经中《诗》有毛氏传，《礼》有郑氏笺，《易》有虞氏义，都有条例可说。

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惟有《公羊传》有义例可寻，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作《释例》。

《释例》一书确切地说是给何休的《解诂》作释例。

众所周知，东汉末年的何休是汉代为公羊学作总结的人。

何氏《解诂》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作，可见公羊师说本有条例。

后世左氏孤行独兴，公羊先师传授之义法遂沉湮不明。

（注：胡母生条例，散见于何氏《解诂》，未有专书。

何氏《文谥例》，仅见于《公羊传》杨疏。

《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

）今刘逢禄作《释例》，讲明何氏义例，于《公羊传》厥功甚伟，意义很大，可谓是“孤绪微茫接董生”了。

（注：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

”这是说清代今文学的学术渊源，刘逢禄（申受）、龚自珍（璱人）之学出庄存与（方耕），诸氏上承西汉的董仲舒，故有此言。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1996年版。

）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的体例是，先标举经传文字，即将原本散见于经传及何氏的《解诂》的内容，分别纳入相关的“例”中，刘氏自己的见解则以“释曰”的形式表而出之，附于每篇之末。

其书三十篇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大例。

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此三篇是阐发何氏“三科”说的，故《刘礼部集》中迳标曰“释三科例”上中下三篇（刻入文集中的“释三科例”是《公羊何氏释例》中的“释曰”部分，文辞稍异于《释例》。

又《释例》第十一篇《王鲁例》入于文集的“释三科例”中篇中）。

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倒例诸篇为“释九旨例”。

三科九旨是何休从《春秋》中归纳出来的文例。

何谓三科九旨？何氏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律意轻重例、建始例、主书例诸篇为“释特笔例”。

不书例、讳例、阙疑例诸篇为“释削例”。

朝聘会盟例、崩薨例、大国卒葬表、娶归终始例、郊禘例诸篇为“释礼制例”。

公终始例、致公例、内大夫卒例诸篇为“释内事例”。

此外，还有“释兵事例”、“释地例”、“释灾异例”等。

从刘氏归纳的上述名例中不难发现，这部本来充满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及何氏《解诂》，经如此归纳之后，原原本本，极为清晰。

更有原本晦暗不明之义，至此乃得大明。

刘书出后，时人及后进学者极为推崇，视为汉学专门名家。

与刘申受齐名，被人称为“常州二申”的李兆洛（字申耆）为其作《传》时称刘书“自汉以来，未尝有也”。

[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淹通经传”。

[7]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于说经之书取去颇严，而此书得以收入，可见阮氏是将它视为汉学专著的。

尤为难得的是持古文立场的章太炎也称“属辞比事，类例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

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

[8]刘氏为何如此重视何休的《解诂》，不惜花费很大心血为之作《释例》，意犹未尽，还作《解诂笺》一卷以“申何”？因为刘氏认为欲知《春秋》微言大义，必由《公羊传》；欲通《公羊传》必先通何氏的《解诂》。

换句话说，何氏《解诂》是通向《公羊》的津逮，由此可知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

刘氏这样重视公羊何氏，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学者谈《春秋》言必称《左氏》，对《春秋》的书法问题表示疑问。

如乾嘉时期有大名的钱大昕就认为《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

这种观点是刘氏绝对不能同意的，为此特作《春秋》上下二篇。

上篇专对钱氏而发，批评钱大昕以史法解《春秋》之误，他说：“《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

《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

”[9]正因为《春秋》重义不重事，故所不书多于所书，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如仅以事求诸《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孟子何必说“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其实，以史法绳《春秋》的不止钱氏一人，也不自钱氏始。

唐代刘知己的《史通》已开先河。

《史通·外篇》有《惑经》、《申左》二篇，用史法绳《春秋》，诋《春秋》有十二“未谕”、“五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