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任圣”人格精神的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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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苏轼“任圣”人格精神的典范意义

○罗建军

摘 要：北宋大文豪苏轼是可与屈原、李白、杜甫比肩的超级文化名人，他始终以浩然正气积极入世，坦然面对挫折，乐观豁达，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求真务实，政绩斐然。他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他高于天下、超然卓绝的“任圣”人格精神，这种精神使得苏轼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了无比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和典范意义。

关键词：苏轼 “任圣”人格 精神 典范意义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

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

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

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毋庸讳言，他的生平际

遇，他的文化精神，他的人格实践，征服了无数的人，不

仅映现着一个时代，而且昭示着悠久的历史。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

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在孟子看

来，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古代圣人的典范，而

苏轼则显然属于伊尹“圣之任者”的“任圣”人格。何为

“任者”？唐孔颖达疏曰：“任者，以天下为己责也。”

这种以一己之身承担天下之重的忧国忧民精神，正是范仲

淹倡导的得到北宋及后代士人所广泛响应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淑世精神。

苏轼最为后人景仰、最为后人所称道的，除了那种苏

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人格精神外，恐怕主要还在于他那种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进亦忧

退亦忧，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任圣”人格精神，这种人

格的典范意义足以使其身为世范、感发千古。

第一，苏轼的这种“任圣”人格精神首先表现在其以

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上。

人不是只以生存为唯一目的，圆满的生命是理想造

就出来的，只有在“求仁而得仁”的心境下，生命才没有

怨尤。如果生命的意义必须透过经世济民而奠立，孔子已

标定了生命崇高的意义。文人普遍接受儒家洗礼，原希望

在人的本位上展开救济苍生的行动，这一份热情自然构成

佛骨归纳为鬼神之流，将佛道看作是迷信。而“夫佛本夷

狄之人”一段，整段运用演绎论证的方式，提出如果佛有

着凡胎肉体，奉其国命，来朝京师，宪宗也不过会“宣政

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

也”，更不用说只是一堆身死已久，枯朽的白骨了。

虽然从结构、主旨和内容等角度来看，《论佛骨表》

是一篇相当完美的文章，但从韩愈进谏的结果来看，这份

谏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使得作者引火烧身、身

陷囹圄。作为进谏的公文，前提是在语言方面应当减少对

立，为写作对象所接受。也就是说谏表首先要正确认知写

作对象，这份公文表是一篇政务性的奏状文书，写作的对

象是当朝拥有最高权力的宪宗皇帝，在写作时应摆正君尊

臣卑的位置，起码应当言语含蓄，不能触犯其尊严。宪宗

事佛，说明他看重佛道，而韩愈开篇便指出“伏以佛者，

夷狄之一法耳”，充满对外来思想鄙夷排斥色彩。接连用

高宗之例，暗责宪宗违反祖意，薄了君主颜面。其次，不

能以说教方式进行“强谏”，更不能含沙射影。“事佛渐

谨，年代尤促”一句，说旧朝事佛君主朝代短暂，暗喻宪

宗迎佛骨一事会缩短王朝寿命，《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

记载：“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韩愈

作为人臣，平时说话尚且不能如此狂妄，更不用说在一份

奏议公文中言辞凌厉了。最后，谏文应当注意分寸，有所

顾忌。文章多处使用设问，如“岂宜令人宫禁？”“岂不

盛哉！岂不快哉！”等句进行讽谏，虽加强了语气，但单

一的对话逻辑使得整篇文章充满自负情绪，锋芒毕露，火

上浇油，触动人主不可触碰的禁区，难合圣意。

从公文写作的视角剖析韩愈《论佛骨表》，分析其成

败得失，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文写作仍然有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１６册•卷二百四十）[M].北京：中华书

局，7758.

（陈玥 江苏扬州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0）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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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追求功业的心态。苏轼从小就以匡君济世、独立不迁的人格自许，可以说苏轼自青少年时就设计并确定了自己的终生人格范式。据苏辙《亡兄墓志铭》记载，苏轼十岁时，就曾立志要以东汉舍身报国的范滂为榜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苏轼的精神气节是不亚于范滂的。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他认为人的一生虽然行止难料，但“应似飞鸿踏雪泥”，给世人留下一些实在的印迹，“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大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被贬黄州后，他也曾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岂敢负所付，捐躯欲投会”。在被三次贬谪后，他的进取功名的意识虽有所减退，但儒家的入世精神、历代的功名原型，在他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的人生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实在是难以泯灭。所以他在朝便敢于并乐于言政，不顾念个人的得失荣辱；当地方官便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出卓著的政绩，赢得人民的厚爱。直到晚年他还说“许国心犹在”，虽然此时他已没有多少行动的热情了。

第二，苏轼的任圣人格精神还表现在其“挂名经史”的“大用”人生实践上。

苏轼的一生执著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执著于对社会现实的自我体认。惟其如此，他既不苟合于洛派，亦不苟合于蜀派，从而，也就既不见容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从个人命运上看，他是夹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地位委实可怜，但是他因此而具有了高尚的人格，比起那些党同伐异者要可爱可敬得多。他作为文人之典范的意义，就在于其追求正是自强不息的儒家弘毅之士的精神。苏轼有一颗博大仁爱的心，他的一生忧国忧民之心未泯，爱民助民之志不夺。在野时，密州灭蝗济民；徐州抗洪身先士卒；黄州救婴上书太守；杭州浚湖苏堤留名；定州整军威震戎敌；广州导水惠泽城民；儋州传道开化黎胞，等等。苏轼的一生虽然短暂而坎坷，但确确实实地拯救了千千万万民众，并惠泽子孙后代，诚然是以一身之轻担负了天下苍生之重。这种民胞物与的博大襟怀彰显着人性的光芒，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苏轼的这种经世济民态度，也与孔子的仁、孟子的善、老子的慈、庄子的真以及佛的慈悲等营养对他的滋补有关。通过诗人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一颗伟大的心灵，一个高尚的人格，一种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良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苏轼“任圣”人格的最好写照，这种以人间伟烈功业为生命目标的、求自我理想得到全然呈显，愿为天下先的社会责任感是中国文人最为可贵的精神品质之一，并因此而增添了中国历史的光彩和中国文化的魅力，它给予后人的精神烛照是永恒而弥新的。

第三，苏轼的 “任圣”人格精神还表现在其“雕不加文磨不莹”“震霆凛霜我不迁”的人格操守上。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大半生在酷烈的党争及颠沛流离的谪居生活中度过，三次贬谪一次比一次贬得边远，直至贬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海南儋州，然而，历经七年岭海瘴雨蛮烟、饥寒交攻之后的诗人，最后却平安归来，独树了自我清亮的人格。我们且看万里岭海归来之时诗人的心态：有“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从容与淡定；有“九死

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不悔与豁达；有“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傲岸与自豪，字里行间有一种超常之生命人格力量贯注其间。诗中跳动着诗人生命的脉搏；回旋着诗人生命的声音；震荡着诗人生命的灵魂。孟子说要想成就“圣者”人格，必将经历非常之苦难，而苏轼岭海归来之后的精神境界，不但表明他禁受住了这些苦难，而且表明他确实已经具备了“震霆凛霜”而不动于心的精神气节，实亦达至“圣者”境界。“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过大瘐岭》），年近花甲垂老投荒的诗人，并没有因为再次被贬而忏悔，而是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并有这种浩然正气充塞天地的“唯我独正”之感，这是一种胸怀宇宙、吞吐天地的昂扬发奋的生命情怀，正是这种力量，构成了诗人的捍卫个体生命尊严的主体精神风貌，使得远谪岭海的诗人，在自身生存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仍然心系天下苍生，不忘尽己所能造福当地民众，这才是真正的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任圣”人格。有身任天下的大志，有顺境时方便为民请命、为民谋福利的行为，甚至有历经劫难而不迁的人格操守，这些虽值赞誉但还不足以赢得“任圣”之称，只有这种身任天下的精神始终不渝，特别是在经历人生重大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具有这种精神，方能合称“任圣”人格。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君子人也。”（《论语•泰伯》）苏轼正是这样“临大节而不易其志”的君子与圣者。其所以为“圣者”，在于他不惟自己先知先觉，而且他以一生的生命实践矢志不渝地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矢志不渝地惠泽天下之民，始终不渝地自任以天下之重，其人格生命可谓笃实光辉，与天地精神并存。

荣格有言：“人类精神史的全部历程，就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从这个意义来说，苏轼的“任圣”人格精神达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的最顶端。构成苏轼“任圣”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这种思想，造就了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而被贬后，便挥扩自己生命的光辉于天下苍生。苏轼的“任圣”人格精神是几千年文化中最健全、最融通、最庄严、最靓丽的一道光彩，已经达到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也必然对后世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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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军 甘肃省临洮县第二中学 73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