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导读

《孙子兵法》导读
——武经之圣典，兵家之绝唱
一、《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
《孙子兵法》（以下称称《孙子》）成书于春秋末期，作者孙武。

孙武的生卒年月，已难确切考证。

据欧阳修、宋祁等撰写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司马迁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孙武的祖先为陈国贵族后裔公子完。

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因避祸出逃到齐国，被齐恒公聘为工正。

后食采邑于田，故又为田氏，称田完，卒谥敬仲。

敬仲完四世孙为恒子无宇。

无宇二子，一为田恒，一为田书（《史记》中记为武子开与嫠子乞）。

田书事齐景公，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

田书子名凭，字起宗，凭生武，字长卿。

公元前532年，田氏联合鲍氏，灭执政的旧贵族国惠子（惠栾、栾氏）、高昭子。

孙武为避难出奔吴国。

后经好友伍子胥引荐，被吴国阖闾委任为将军，辅助吴王称霸诸侯。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

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

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勒兵乎？’……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

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关于孙武献书吴王的时间，后汉赵晔撰写的《吴武春秋·阖闾内传》明确记载是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

至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称雄中原。

由此看来，孙武大显身手的活动时期当在公元前512年至公元前482年。

孙武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同为春秋末期人。

在吴“北威齐晋”时，已是阖闾之子夫差当政。

夫差昏聩，子胥被杀，孙武后来则不知所终。

所幸的是孙武为后人留下一部不朽的兵学著作《孙子》。

《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文精悍，内容博大，意境深远，极富哲理性，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被奉为“武经之首”。

直至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孙子》仍大放奇光异彩，对现
代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实践仍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它的基本原理和思维方式早已渗透到非军事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商务谈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借鉴和应用。

2500多年前的孙武何以能写出《孙子》这样一部不朽的传世兵书呢？时势造英雄，我们不妨从孙武生活的时代背景中来探究其中奥秘。

孙武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新旧制度转换、新旧势力递嬗的时代。

铁器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加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某些大型水利灌溉设施的出现，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

伴随着私有土地的出现，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关系逐步形成。

社会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动，旧的“礼、乐、刑、政”很难照样维持下来了。

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夺权斗争相互交织，此起彼伏，演化为各式各样的战争。

春秋末期的兵器、作战样式、谋略的使用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军制的变化最为明显。

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

频繁、多样的战争，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同时又为军事理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经验素材，推动着兵学理论的发展。

起初，由于受周礼的制约，兵家奉行“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的思想。

战争的实践嘲笑了这个无知的理论。

后来，管仲对“仁义之兵”加以修正和发展，提出了“节制之兵”，强调“尊王攘夷”，严明军纪，以威严慑服敌国。

春秋末期，“仁义之兵”的思想理论完全动摇了，孙子适时地提出以“诡道”取代“正道”，把“节制之兵”发展为“权诈之兵”。

中国古代兵学理论源远流长，早在孙武之前，就有专门性的兵书流传，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军志》、《军政》、《令典》、古《司马法》等。

《孙子》成书难免受其影响。

除了《孙子》直接引用了《军政》里话之外，《军志》中所言的“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之类的话，与《孙子》中所说的“归师勿遏”、“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五事”
以“道”为首等，在含义上都比较接近。

另外，先于孙武或与孙武同时代的兵学家们的军事思想也为孙武撰写《孙子》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有益启迪。

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有刘康公的话：“国之大事，在礼与戒”。

这与《孙子》开篇语：“兵者，国之大事”相合。

《韩非子·难一》中晋大夫狐犯的话：“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这与《孙子》中“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相呼应。

大约与孙子同时的申包胥在《国语·关语》中提出的“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与《孙子》提出的将师应具备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相通。

姜太公确立的齐国兵学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得到弘扬光大。

到齐恒公时，管仲实行军事改革，齐国的军事实力大增，成为当时诸侯国的霸主，尊土攘夷，尚武崇智之风盛行，并逐步形成为社会传统。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著名的军事家在齐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精彩的军事理论著作纷纷面世。

先秦许多兵书，诸如《管子》、《司马迁》、《六韬》、《孙膑兵法》等皆出自齐人之手。

这样的兵法之国的特殊环境，加之孙武本人出身于军事世家，为孙武成长为军事理论家，创作《孙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氛围和良好条件。

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和无神论到春秋时代已形成一股进步的社会思潮。

以前是“天命”、“鬼神”统治社会，而今却有人断言：“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原来卜筮是传达“天命”的，这时却有人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过去认为吉凶祸福是鬼神决定的，现在有人则提出“吉凶由人”和“妖由人兴”的见解来。

《孙子》关于“道”、“仁”、“与众相得”观点，以及“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思想的提出，正是对上述朴素唯物论和迷信天命鬼神的唯心论斗争作出的科学结论。

另外，以《老子》一书为代表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孙子》的兵家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老子》揭示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对立的方面，如正与奇、弱与强、实与虚，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命题，并洞察
到对立面的转化，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老子》既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稍后于《老子》的《孙子》在某些方面汲取和发展了《老子》的军事思想。

总之，《孙子》的诞生，来自于丰富多样的军事实践，悠远的兵学理论渊源，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影响，浓厚的尚武崇智的文化的薰陶。

二、《孙子》研究专题
一般说来，《孙子》的研究大致包括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文献性研究、《孙子》军事理论研究和《孙子》非军事应用研究三个组成部分。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文献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孙子》作者及成书；《孙子》版本流传；《孙子》文字校勘；《孙子》注释、通解及翻译；有关孙子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等。

《孙子》军事理论研究，包括《孙子》自身军事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部分内容。

前者主要研究《孙子》本身所包含的军事思想，包括它的战争观、战略战术思想、治军思想、军事哲学思想、军事论理、军事心理、军事经济思想等。

后者则是介于《孙子》自身理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一种更直接指导实际斗争的理论研究。

如《孙子》与当代中国外交策略、《孙子》与中国入世之对策、现代战争对《孙子》的修正与发展、《孙子》人才观对大学生的启迪等。

《孙子》的非军事应用研究，是指将《孙子》的某些军事原则和谋略方法应用到军事领域以外的其它社会领域，以指导人类和平和发展为目的研究。

诸如经营管理、体育竞技、市场竞争等。

以下本文尝试就《孙子》研究的某些方面做点探讨。

2.1 《孙子》的战争观
战争是人类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武力方式化解彼此矛盾和冲突的途径选择。

它与人类文明的进化相生相随，实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缓解，战端此起彼伏。

在中国，武力成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后保证。

所有关注人类文明命远的人们不能忽视战争问题。

了解《孙子》的战争观，对于我们思考战争问题大有裨益。

《孙子》十三篇的主题思想就是讲为什么要研究和把握战争以及如何研究和把握战争。

《孙子》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这也就是说，战争关系事关国家存亡、民众死亡，任何有理智、负责任（有“道”、讲“仁”）的统治者、决策者不可能不高度重视对战争的谋划、运筹。

孙武的家世及其本人的战争实践使他直接体验到战争给社会生活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性，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历史必然性。

由此，孙武强调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把握和处理战争这一严酷的现实，即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慎重地对待战争。

为了国家利益，“安国全军”（火攻篇），战争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进行“五事”、“七计”（计篇）的衡量和比较，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等诸方面出发，分析敌我双方实力的强弱等情况，认真权衡战争与否的得失，把握全局，遵循“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样的基本原则。

慎战并不意味着不要战争，战争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使用不当，会落个玩火者自焚的下场。

因此，孙武指出要辩证地把握战争的双重性，既知战争之利：“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事篇），又晓战争之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重生”（火攻篇），即“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度篇）。

孙武坚决反对那种缺乏政治头脑而置国家安危民众性命于不顾的“浪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

国君应忠于国家利益，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

将师不可以感情用事，应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了国家利益，对国君的错误命令可以不执行：“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合于利而动，不合利而止”（火攻篇）。

战与不战以及如何战的最高依据是国家利益，即“唯民是保”、“安国全军”，对此，孙武提出忠告：“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篇）。

凭借战争维护和扩大国家的关键在于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是既有客观的因素（如实力大小、“天”、“地”）又有主观的因素（“庙算”正确与否）、既有内部
因素（如“上下同欲”、“将能而君不御”等），也有外部因素（如“合交”），实际上战争实质上是敌我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

在对“五事”、“七计”考察的基础上，孙武进一步地提出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他看到了战争与经济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即敌我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双方经济实力的较量（当然不完全排除“庙算”等谋略的作用）。

战争以经济为资本的，大国之间的争霸，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补给、武器装备等）作后盾，是无法启动战争的：“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

战争离不开经济的驱动和支撑，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纵观古今中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实难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故如有战事，其前景也就大致可以如此预测：“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形篇）。

另外，战争久战不胜，会导致军队疲惫，国家财力枯竭，人民负担加得，别国会乘虚侵入。

因此，孙子主张速胜战略。

孙武认为，慎战不仅要考虑战争能否取胜，而且还要注意到战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相应的处置对策。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火攻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人们决策战争时，决不能因为战争取胜有把握就盲目兴师，而不顾战后战略格局的演变可能带来的长远的不利的影响。

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局部战争为战争主要样式的今天，孙武这一慎战思想仍有现实的意义。

孙武这种既重战又慎战的战争观，既不同于儒、墨等显学的“非战”主张，又与后来韩非等法家“主战”立场有所区别。

由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功利（“掠产分众，廓地分利”），有人会因此发动战争甚至穷兵黩武，对此孙武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提出积极准备战争、防范战争的备战思想。

《孙子》曰：“以虞待虞者胜”（谋攻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

这就是说，要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形篇）。

为此，贤明的统治者必须“修道而保法”（形篇），依仗强大的国力迫使敌人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胜。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

孙武这一备战思想一再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

落后就要被挨打，在这个弱肉强食规则盛行的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求发展，没有实力就难免有遭他人侵略之虞；居安思危，哪个国家疏于国防，战备松弛，同样难免有遭他人侵略之危险。

当今世界，大国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一轮轮形式各异的军备竞赛就从未停止过，而且往往是一浪高于一浪。

基于重战、慎战和备战的战争理念，孙武提出了善战思想。

他指出，善战的基本标准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形篇）。

不过，在孙武的心目中，善用兵者，非用兵也；善战者，非战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孙武认为，最好的战争方式是不通过武力（作战）的手段，不发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让敌方整体地屈服于我方，而我方没有任何损失，即“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而全”（谋攻篇）。

不难看出，孙武实际上是借助于“善战”来分析用兵的不同策略水平：“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

借助于谋划筹算让敌方在我方昭示下全部“自愿”地归顺于我，这被孙武认为是用兵的最上策，最理想的境界；其次是展示强大的实力威胁并慑服敌方。

至于“伐兵”、“攻城”那就退而求之了。

在这里，衡量用兵策略水平的高低是根据我方在战争中的得失比，而并非是打赢战争（打赢战争在这里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孙武清楚，军事史上凭借“伐谋”或“伐交”而实现屈人之兵并非常规。

当战争无法（不能）通过“伐谋”或“伐交”来赢得胜利时，战争就只能通过“伐兵”、“攻城”来进行。

对此，我们不能说这时“伐兵”、“攻城”就不是“善战”或最上策。

所以，通览《孙子》十三篇，我们不难发现孙武在大谈特谈“谋攻”无比崇尚谋略时，仍然不惜花费了很大的笔墨教导人们如何“伐兵”、“攻城”。

而且，在孙武看来，“伐兵”、“攻城”并排斥“伐谋”、“伐交”，
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相辅相成，往往会相得益彰，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 《孙子》的信息观
信息是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普遍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看，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实际上就是对来自于自身内外的诸多的信息接收、变换和处理的过程。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信息，战争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当然也不例外。

对于这一点，《孙子》已经很清晰地指明了。

《孙子》的信息思想十分丰富而具体，贯穿于《孙子》全部十三篇之中。

它论证了掌握信息（一切与战争相关的东西）对于战争决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信息（情报）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具体途径和办法，还谈到了对有关谍报人员的管理。

孙武认为，信息的因素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始终与各个环节。

要赢得战争，实力是基础，决策是关键。

而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和前提，缺乏充分、及时有效的信息，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可以这么说，信息是关键之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看，战争实质上是敌我双方在信息上的较量，是一种当代人所称之的“信息战”。

“故明君贤将，所以幼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

孙武也因此从中逻辑地推导出一条为兵家普遍推崇的战争法则：“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谋攻篇）。

在《计篇》中，孙武强调，由于战争事关国家命运，所以明君贤将决不能盲目兴师，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

为此，孙武提出，开战之前，战争的决策者必须“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篇），即对敌多双方的基本情加以全面了解和分析比较，进行“庙算”，谋划作战大计，预见战争的结局。

五事七计涉及敌我双方的道、天、地、将、法、兵众、士卒，这些对战争来说无疑都是信息或情报，都需要我方情况人员和情报机构加以搜集取得。

在这里，孙武明示了这一点，即情报工作必须走在战争的前面，“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篇）。

“先知”对战争如此重要，孙武指出，为了获取有关敌情，不惜爵禄重金，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为此即使付出一定的
代价也值得。

因此，孙武强调，要做到“先知”，“不可取决于鬼神，不可像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

必须善于运用间谍。

孙武论述了用间的原则和方法，主张“五间俱起”并以“反间”为主。

除了用间获取敌情这一不可缺少的手段之外，在战争中如何做到“知彼知已”，以求胜利呢？孙武指出，在行军作战中要根据不同情况侦察判断敌情，要知晓天时地利。

在《虚实篇》中，孙武提出要察知战场地理，了解战场，“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并采取“策”（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形”、“角”等方法，全面掌握敌情，以求避实而击虚，争取优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在《军争篇》中，孙武强调做好对军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即察知“诸侯之谋”，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为行军做好准备，“用乡导”得到地利。

《行军篇》中孙武概括出“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等三十余种“相敌”之法，主张充分了解敌情，正确分析判断敌情。

以上这些侧重讲的“知彼”问题，《孙子》中对“知己”也多有论述，如强调国君对将帅要知，将帅对士卒之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要知。

在《九地篇》中，孙武阐述九种不同战略地理环境对官兵心理状态产生的影响，并进而提出具体灵活的应变措施，以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兵者，诡道也”（计篇）。

在互相用诈的战争场合，如果你不能欺骗敌人，那必然为敌所制；如果你不能识破敌诈，那就会陷入敌人的圈套。

行诡诈之术，就要示形用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久远，远而示之近”（计篇），用虚假的信息迷惑敌人，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使敌方只能获得失真的信息。

另外，要确保我方军事行动的隐蔽性：“易其事，革其职，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

就是说，要注意保密好我方的信息，做到“运兵计谋，为不可测”（九地篇）。

惟有如此，方可“形人而我无形”（虚实篇），掌握制胜的主动权，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

孙武一再强调，兵无常势，战场上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出现新问题、新情况。

因此，为了打赢战争，战争的决策者、决策的实施者，必须“因敌变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

孙武在这里实际上谈到了信息反馈的问题，他要求战争的决策者、指挥者应及时地依据反馈到的新信息，伺机修正或优化既定的决策和实施方案，以便牢牢把握有利的作战地位。

前面谈到《孙子》战争观时讲过，《孙子》十三篇的主题思想就是讲为什么要研究和把握战争以及如何研究和把握战争。

《孙子》的信息观是战争观的具体化，是对上述主题思想的应答，“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这一信息观的核心理念，既回答了研究和把握战争的意义何在（“百战不殆”），又指出了研究和把握战争的正确思路和科学的认识方法（“知彼知已”）。

冷兵器时代形成的《孙子》信息观，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即高技术局部战争中，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并且其内涵获得了深化和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早已全面渗透到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战争要素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超过作战平台作为现代战争的战略资源地位日益上升，由此导致了武器装备、作战指挥和作战方式等深刻的变革，制信息权成为战场争夺的焦点。

在现代军事理论看来，孙武实际上是把战争视为敌我双方知觉能力及知觉能力为前提的行动能力的竞争。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敌多双方一方面企图做到“知已知彼”，另一方面则尽一切办法破坏或限制对方的知觉能力，使对方不能轻易地做到“知彼”（“知已”相对来说容易得多）。

结合起来，只有一个目的，争取信息上优势，“形人而我无形”，进而“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

如果敌我双方任何一方能够“形人而我无形”，那么等待对方的只有被动挨打的厄运了。

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是推毁了伊拉克的雷达通讯系统，之后再施以电子干扰，极大地消弱和破坏了伊拉克的侦察能力，使伊拉克各部队之间无法相互联系和策应，伊拉克基本上丧失了战争的知觉能力，当然无法及时地组织
有效的防御和反击。

结果，地面战只打了三天，号称百万之师的伊拉克就投降了。

同样情形的是，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通过空袭彻底摧毁了塔利班的通信设施，导致塔利班作战体系丧失，塔利班迅速崩溃。

由此两例不难看出，现代战争情形下，破坏敌人知行能力不单是依靠诡诈谋略这一方面，还得依靠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高技术武器装备），并且这一物质技术条件的竞争力越来越显得重要。

现代战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较小的规模、超强强度、更加隐蔽的特点，到了美国“9·11”事件之后，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从而揭开了人类战争史新的一幕：“反恐战争”（两位中国军官1999年称之为“超限战”）。

反恐由来已久，然而将反恐作为战争来对待并在世界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倒是前所未有。

据有关媒体披露，“9·11”事件前夕，美国政府及有关情报部门已获悉恐怖分子准备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风声，但后来恐怖活动仍然发生了。

“9·11”事件个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美国的国防力量不可谓不强大，美国多年来一直在不懈地开展反恐怖活动，排除这些因素，大概只能有一个解释：“9·11”事件的策划者对具体的袭击计划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美国政府无法及时地采取防范措施和反击。

这正好验证了《孙子》的话：“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

反恐怖战争大大不同于常规战争，后者往往是“面对面”的阵地战，而前者则多半是一种躲迷藏似的“游击战”。

在反恐战争中，敌情不易捕着，更难以完全把握，反恐的一方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几乎不可能，而对方则很有可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

如此看来，美国乃至各国反恐活动的重心只能是“防”而不在“攻”，即稳固防范，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伺机反击。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小布什总统在某些场合流露出的“先下手为强”以攻为守的反恐战略，恐怕难以奏效，实现其预期的愿望。

2.3 《孙子》的领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