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定义的生活：再谈仪式观的符号

被重新定义的生活：再谈仪式观的符号

作者：袁素文

来源：《传媒论坛》2020年第15期

摘要：凯瑞关于传播仪式观的论述紧紧与符号、秩序、文化相连，本文从回顾仪式观的内涵起头，接着探讨现代和后现代的符号与大众传播时代的不同，然后审视当今后现代符号的失序现象，最后探讨了仪式观关于符号的观点是否仍适用于后现代的文化传播。

关键词：传播仪式观;后现代;符号;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15-0-03

一、引言

20世纪电报流行的时候，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结合前人的成果，在认真审视时代传播状况后，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凯瑞的仪式观和“符号” “文化” “秩序”紧密相连，并且，观点提出的时候正是大众传播占主导的时代。而今，互联网、新媒体、社会化媒体层出不穷，如今的“符号”是否一如既往，这个问题有必要结合时代重新审视。

二、传播的仪式观与符号

传播是什么？在现代，谈起传播，其被赋予的定义常常与“传递” “发送” “接受”等词语相联系。在詹姆斯·W·凯瑞看来，这种定义的“传播”实则有着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凯瑞将其描述为“传播的传递观”。

杜威（Dewey）曾说：“社会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也許可以更适当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1]。”凯瑞从杜威对传播的评价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一个与“传播的传递观”相对应的概念：“传播的仪式观”。1989年，凯瑞在他所著的《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一书中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书中，凯瑞提到，“我们尚未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过一番探索，可见文化这一概念在美国的社会思想中是一个多么淡薄且容易忽略的观念” “脱离了文化所遗留的痕迹，我们就无法通过客观方式在自然状态下发现传播这种东西”[2]。从这可以得到凯瑞的潜台词：传播的仪式观大致是文化，至少它和文化紧密相连。在凯瑞看来，传播的仪式观才是传播的起源和传播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的、有意义的、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3]，而“符号”则是构建文化世界的关键。凯瑞认为，符号使得现实得以建构、理解与

利用，并成为一种存在。因此，仪式观下的传播实则是一个现实得以产生、维系、修补和转化的符号过程[4]。

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基于大众传播的命题，比如说19世纪流行的电报，它的社会功能绝不仅仅是信息的发送和到达，它是利用符号和语言创造真实。19世纪的符号还不像互联网时代般泛滥。在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媒体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符号，符号产生的速度远超于人们接受理解的速度，迅速构建的“拟态环境”又迅速崩塌，真实的边界从未像今天那样模糊不清。符号具有一种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制造事件的能力，即“符号权力”[5]。得到技术支持的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影响着文化世界、影响人类行为，甚至颠覆人们对文化的理解。

三、现代与后现代的符号“仪式”

凯瑞认为，符号建构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有限的符号元素可以产生无数个表征”，意即“多重现实的存在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6]”。在后现代，传播依旧是一种依托符号的、仪式般的文化存在。但是，凯瑞传播的仪式观预料到符号构建现实、符号维系文化世界、符号现实具有多重性，却没能看到新媒体制造的符号随意构建现实、符号颠覆文化的事实。

首先，媒体制造空间碎片符号。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具有被生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以支付宝、淘宝为代表的商业媒体，它们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捕捉坐地铁、等公交的每一个空隙，发一条朋友圈、逛一下网络超市、浏览一篇文章，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常态。随之出现的，是一种虚拟与现实对接更为灵活、并呈现出缝隙空间生产流动化的新文化景观[7]。上班的小憩之际，人们尽可能利用每一个时间碎片，进入虚拟的符号空间消遣自我、表达自我，在缝隙空间制造符号碎片。碎片化符号使得现实的整体世界被割裂成一个个分散流动的空间，进一步加剧现实的碎片化趋势。碎片现实让我们看到符号构建现实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源于技术的发展。

其次，后现代符号失控和意义虚无。凯瑞认为，传播过程是各种意义符号被理解并使用的社会过程[8]。新媒体时代，每时每刻被制造的符号不见得都是有意义的符号，比如成龙代言的广告名言“Duang”。这些符号被制造出来，是网友娱乐消遣的产物。无意义的符号除了提供消遣，它在文化的构建过程中作用并不大。

后现代理论批判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与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相区别，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他用仿真理论为人们描绘出一幅由“拟像” “符码”和“超真实”所组成的后现代世界[9]。在鲍德里亚眼里，后现代世界之所以加速滑向拟像社会，与媒体的助推不可分。媒体自己获取信息、筛选信息、重组信息，经由符号重新构建的信息取消了意义和现实，“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10]。

如果在拟像的世界里，人们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抗媒体统治的拟态环境，后现代社会也许不至于完全向拟像社会沦陷。但是问题就在于，媒介和人们的交流是独白式的、单向度的、没有反馈的。媒体掌控着技术，即生产大量碎片符号的代码后台、承载过亿访问量的服务器、巨大的系统开发资本和维护投入，使得一般大众不能接近媒体，不能控制媒体的符号生产。

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与电视、广播之间的尚存在“鸿沟”，那么在后现代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和新媒体之间的单向关系更是加强了。虽然新媒体下，及时沟通、反馈不是人们进行媒体参与的难题，但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些只是“边缘性”现象，并不能代表主流，也不能否定媒体的单向性[11]。媒体与大众之间非双向的互惠关系，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接受者的被动接受。媒体是符号的主要生产者，在这样一种单向的关系中，符号生产就像脱缰的野马，有意义的、无意义的符码一并涌入现实社会，作为文化的传播难以形成一股合力。没有宗旨、没有目的、随时被建立又马上被摧毁的“文化”，是符号的无意义堆积。

四、疯狂的符号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电脑、电视、模式和信码所支配的信息和符号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参照物的超现实的“仿真”时代[12]。例如，传统的银行卡，在电脑系统里它就是一个虚拟数据库;在支付宝等商业理财媒体里，它就是一个虚拟的资产符号。它是拟像的，但在付款、转账等用到它的时候，它又是如此真实，都不需要纸质证明用户支出以及账户里的余額。

互联网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由电子、电脑、符码所构成的后现代社会里，以往熟悉的现实行为、现实物品都变成了虚拟的符号，例如需要付出体力和产生位移的购物逛街变成了在淘宝上轻松的屏幕滑动浏览体验;又如商场里货架上占位置的物品，变成了只占平面空间的二维彩色图片;再如实实在在的钞票，如今不过是一张储蓄卡，或者是安静地躺在理财媒体里的一个账号。符号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作为“仪式”的意味没有改变，淘宝买东西还是叫“购物”，二维彩色图片还是叫“商品”，即使是一个虚拟的资产账号，发生交易时它依然叫作“付款”。这些都是凯瑞论述“传播的仪式观”所预见到的。

在这里要说的是，互联网对现代文化的颠覆。从结绳记事到口语传播、从图画表意到象形文字、从手抄书信到印刷报纸，人们在符号运用与创新中推动者传播的发展进程，并借助符号表达自己、阐释世界、进行交流和传播。20世纪的符号生产虽然掌控在具有统治地位的一方，人们相对来说缺乏符号生产自由，但是符号的生产、消费至少是理性、有秩序的。虽说那时候最快的符号传播速度也不及今天手中的手机页面刷新，但是符号对现实的修正、转化尽管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也从来不会像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那样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例如符号对现实的修正，典型的是辟谣。2020年初新冠肺炎肆虐，和疫情相关的谣言也四处传播，“报道真相——辟谣——再报道真相——再辟谣……”，被新媒体传播构建的“现实”经由辟谣又被媒体自身瓦解，符号难以起到真正修正现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