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

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和特殊性,欧洲就是依靠这种内在的力量而兴起并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同时“欧洲中心主义”把欧洲的胜出永久化,把欧洲的道路和欧洲的模式绝对化与普遍化,认为任何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走欧洲的道路并以此断定人类社会历史将终结于欧洲模式。“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扭曲了历史,导致了人们对欧洲以外世界了解和认识的缺乏,从而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贡德.弗兰克运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史观”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颠倒了的历史反转了过来,并彻底挖

掉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根基,宣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终结。

“欧洲中心论”依据与两个支柱，一、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说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在地理方面的系统论述者，但是兰德斯十分露骨的予以阐述，热带国家的劳动效率低下，干旱的地带需要灌溉，谈到西欧，他说“欧洲确实有冬季，冷的足阻止病毒和害虫的大量繁殖。”还有降水等等的例子，得出结论胜利属于欧洲，从而得出种族优劣论，成为近代“欧洲中心论”本质成立的理论依据；另一个就是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认为欧洲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遗产，自由，民主，理性，得以在近代开启资本主义的大门。在韦伯那里有精致的论述。

在“欧洲中心论”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条暗流——整体世界史观。在每一个阶段，史家都是在探讨如何更加理性的撰写世界史，寻求整体世界的发展规律，但是每一次在这个大浪过后，总会偏离航道，转到“欧洲中心论”上，也不能不说这个与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关。从亚历山大东征、文艺复兴开启资本主义时代、对外殖民，在东西方民族近距离接触时，西方凭借科技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古代就存在的文化优越论在西方不曾中断。但是当“欧洲中心论”在黑格尔、兰克手中发展成熟后，随着一战的结束，批判的声音终于不再是飘飘渺渺，开始明朗有力起来。从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文化形态的批判，到整体史观和今天的全球史观。1917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出版了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并预言了西方文化的必然衰落，对长久以来以欧洲文化优越感自豪的欧洲人以迎头一击，而汤因比（Am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的《历史研究》，表达了作者“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并且在文明的考察中从斯宾格勒的八种发展到了二十一种。

总之从一战以后，尤其是二战，史学越来越走向多元化，“欧洲中心论”地位在动摇，对其批判越来越多，但是“欧洲中心论”根已深、蒂已固，坚持此观点的仍然不在少数，其一就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960～1920）从理性资本主义的角度，再次论证了欧洲神话，由于欧洲的理性精神，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而没有出现在中国。他因此也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最精致的论著者。但是其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了。50，60年代的历史著作里还是可以看到“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反批判，它们采取不同的形式维护欧洲奇迹论，其中如1981年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最具典型，近些年来比较引人注意的史学流向是全球史观，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塔夫理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