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左翼文学创作

《在医院中》是丁玲的短篇优秀之作，小说通过 女知识青年陆萍在解放区医院工作的经历揭示了 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 揭示了在解放区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 官僚主义作风。 这篇小说一方面发扬了丁玲小说长于人物心理透 视的艺术手法，一方面又加强了现实的批判力量， 这在当时的延安形成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引起广泛的争论，并受到不应有的批评。



莎菲这种迷惘、绝望的心绪甚至在一个乡下女 孩阿毛（《阿毛姑娘》）的身上也流露出来。
阿毛从大山里嫁到山清水秀的湖边，自认为很 “幸福”了，不久又羡慕起那些穿着时髦、举 止高雅的“幸福”的小姐、太太们。


当她最后发现她所羡慕的人们并不“幸福”时， 她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她自杀了。
这种女性苦闷彷徨、颓废的情绪在《自杀日记》 中的伊萨身上表现已达极致。

作家此时期的长篇小说《母亲》和延安时期创 作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则延续了 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

《母亲》是作家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所创作的，它 展示了“母亲”曼贞那一代女性寻求自立、追求真 理的艰难历程。 《我在霞村的时候》则表现了“我”对年轻的贞贞 的同情，以及与对解放区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意 识的批判； 贞贞在身体遭受践蹋之后仍然坚强、自尊，不接受 任何廉价的同情，对生活依然充满理想，它同时告 诫人们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


当时的社会是不容莎菲式的女子的，她的存在只是 一个“异类”。

于是，莎菲颓废、堕落，以自戕的生活方式表示自 己对社会的绝望，哀叹着“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 死去”。 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掀 起的个性解放的最强音随着历史的发展只剩下凄厉 的哀鸣。 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身处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 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 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成功地捕 捉了一个叛逆、苦闷、彷徨的知识女性的时代声音。



1927年底和1928年初在 《小说月报》发表 《梦珂》和《莎菲女 士的日记》而成名于 文坛，此后，便一发 不可收。
早期的小说主要收入 《在黑暗中》(1928年)、 《自杀日记》(1929年)、 《一个女入》(1930年) 等三个集子中。 丁玲与胡也频



1930年加入左联， 兼任其机关刊物 《北斗》的主编。 1932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被国民党 逮捕监禁三年， 1936年经中共组织 营救出狱赴陕北延 安； 主编过《解放日报》 的文艺副刊。

延 安 时 期 的 丁 玲

1930年代的作品为短 篇小说集《一个人的 诞生》、《水》和 《夜会》，中篇《一 九三O年春上海》， 以及长篇小说《韦护》 和《母亲》等。 1940年代的作品主要 有短篇小说集《我在 霞村的时候》和长篇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主编《人民文学》、《文 艺报》，并任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 部文艺处处长等职。 从1955年起，被划为“丁、 陈（陈企霞）反党集团”， 1957年又定为“右派”， 次年流放到北大荒，“文 革”中再次被投入监狱。 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冤 案，重新复出文坛。
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幸命运，后者更有作 家自己在题材上的独特发现。 《为奴隶的母亲》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左翼重要作家——丁玲与张天翼

（一）丁玲(19041896)的小说创作：

1、作家概况

丁玲，原名蒋冰之， 又名丁冰之，湖南 临灃人；
为求学曾飘泊于湖 南常德、长沙、上 海等地； 1924年到北京后， 接受了五四新思潮 的影响。
小说控诉社会如何吞噬一位曾经对生活抱有理想和充 满幻想的女孩。


《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1928年 第19卷第2号）是丁玲该类作品的代表作： 莎菲形象的分析


主人公莎菲是一个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 是茅盾所谓的“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 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 玲》）； 这是一位乘着个性解放的风潮走出家门的知识女 性，走上社会后，她发现这个社会并没有她的理 想之地。



《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 是她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品，三篇小说连续发表在 《小说月报》头篇显目位置上，给1920年代末相 对沉寂的文坛带来震动。

《梦珂》的女主人公本为一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 女孩，但在学校、在姑母家、在社会上遭遇一系列卑 鄙、险恶的人事后，她渐渐地变了，为了能生存下去， 她不再反抗了；

类似的作品还有：
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流亡》、《前线》、 《转变》）； 华汉（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 （又称“华汉 三部曲”，包括《深人》、《转换》、《复兴》）；


戴平万的小说《丰收》，楼建南（楼适夷）的《挣 扎》、《盐场》，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到莫斯科去》等等。

茅盾、瞿秋白等对这种文学模式曾给予批评。

用政治抒情诗（或红色鼓动诗）来概括和总结殷夫 的诗，是十分贴近诗人的创作实际的，殷夫的政治 抒情诗代表了新诗自身发展的一种路向。 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称殷夫的诗：


“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 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炼，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 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丁玲笔下 “莎菲式”的女子，她们“负着时代苦闷 的创伤”，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明 显有“五四” 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 的感伤情怀的影响；
同时，对女作家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 的精神内涵——对传统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有 明显的继承； 此外，法国文学尤其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莫 泊桑的《一生》等作品对于现代社会虚伪文明的批 判、对女性命远深切关注、对于爱玛式的女子的描 写以及心理分析的技巧，《少年维特之烦恼》浪漫 主义抒情风格，都对丁玲此类创作有重要影响，甚 至《莎菲女土的日记》的日记体形式，也是从该作 中所受的启示。

2、柔石（1902-1931）的小说创作：
他是在“左联五烈士”中小说成就较高的作家。 他1920年代中期就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长篇 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篇小说《三姐妹》，这些 作品充满着浪漫抒情的色彩，大都以爱情、婚姻为 题材。

而给作家带来较高声誉的作品，是后期的中篇小说 《二月》和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 《二月》以青年教师萧涧秋曲折的人生奋斗和爱情 选择，形象地揭示了青年知识者在新的现实面前必 须重新思考“五四”以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思想 的价值取向。

柔石《二月》改变电 影剧照
《为奴隶的母亲》剧照
《为奴隶的母亲》曾产生过国际性的影响，
写被“典妻”的春宝娘忍辱负重的悲惨人生， 凸现了贫困的劳动妇女精神的麻木和命运选 择的无奈，作家笔触细腻而又力透纸背。

柔石的创作大都秉承了五四新文学精神的 传统：
探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关注下层劳
其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和短篇集《鸭绿江 上》充满诗情与浪漫色彩，前篇作品被称为 “革命文学的发轫之作”； 《短裤党》是一部着力描写上海工人的武装起 义的作品。


后期从他的中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冲 出云围的月亮》、《野祭》、《菊芬》、《最 后的微笑》等作开始描写革命者的恋爱故事， 即 “革命+恋爱”的小说：

1932年胡风书局重印华汉《地泉》：


书前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和作者本人 的五篇序言，对此创作方法给与批判，以倡导唯物 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是又一个新的错误）； 华汉认识到这是“把现实的残酷斗争神秘化，理想 化，高尚化，乃至浪漫蒂克化。”


茅盾将此概括为：政治宣传大纲加公式主义的结构 和脸谱主义的人物。

其特征为——在革命题材的一贯粗豪的情感中注人 浪漫的柔情，极力为革命者蒙上一层罗曼蒂克的面 纱，内容不是革命如何战胜恋爱、如何为恋爱所累， 就是在革命中情感得到升华，形成了“革命+恋爱” 的概念化、模式化写作，又被称为“革命的罗曼蒂 克”。

由于蒋光慈当时在革命文学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而“革命”与“恋爱”又颇符合当时革命青年 的口味，所以这种模式一经问世便在左翼文坛 中迅速蔓延开来。


殷夫诗歌创作个性的形成，与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的成长联系在一起。


诗作《别了，哥哥》，是诗人与自己当国民党军官的 哥哥决裂的倾述，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发自内心的 宣言。 革命的信念和诗的激越情感，构成了殷夫诗歌的基调。

从革命的生活中提炼诗情，殷夫的诗充满理性的意 识形态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强调诗歌对于革命运动 和革命实践的鼓动和记录。 殷夫并没有简单地处理诗歌艺术与革命的关系， 《血字》无论构思还是诗美的意象追求，都可见诗 人的独具匠心的艺术追求。
第二讲 左翼文学创作



一、“革命+恋爱”的 小说模式 左翼文学首先是以“革 命+恋爱”的小说模式 出现的，其代表作家— — 蒋光慈(1901-1931）
又名光赤，河南固始县 人，1921年5月至莫斯 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 习，同时开始文学创作。




1924年秋归国后至上海大学任教，11月与沈泽 民等组织春雷文学社。 以写情绪激昂的新诗踏人文坛， 1925年1月出 版诗集《新梦》，1926年以后主要从事小说创 作。 他十分赞同 “文学就是宣传”的文学主张。






3、丁玲1930年代后的小说创作： 1930年代，丁玲力求突破自身情绪的宜泄，创作了以 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韦护》、《1930年春上海之一、 二》。 1931年秋丁玲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 《水》，它标志着丁玲创作的明显转变，受到左翼理 论家热情欢迎。 冯雪峰指出这篇小说“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 材”，“在现象的分桥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 正确的坚定的理解”；该作有了新的描写方法：“不 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 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它是左 翼所倡导的“新小说”的萌芽。 茅盾亦曾说这是一篇标志着“过去的‘革命与恋爱’ 的公式已经被清算”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