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认识的层次：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

第二节历史认识的层次：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

像其他学科的认识一样，历史认识也是由一个一个的判断构成的。历史认识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可以称之为考实性认识，它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批判来历史事实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在第六章说的“确定事实”或弄清楚“是什么”那个层次上的认识；第二个层次可以称之为因果关系或规律性的认识，它是在已经确认的事实基础上对各个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联系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在第六章说的“解释事实”或弄清楚“为什么”的认识。第三个层次可以称之为评价性认识，它是在前两个层次的认识基础上对历史上出现的事件、人物、制度和过程等进行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的评价以借鉴于现实的认识。与这三个层次的历史认识相对应，历史判断也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即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

考察这三种历史判断各自的特点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本节的任务。

一，事实判断

事实判断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事实之真相，为进行其它两个层次的判断打下坚实基础。因此，事实判断是历史判断中最基础的判断。离开了事实判断这个基础，其他各种历史判断都会成为无本之木。郭沫若[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郭沫若[1892～1978]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四川乐山人。1907年秋至1913年夏，先后在嘉定府中学、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就学，曾多次带头参加反抗旧教育制度的学潮，并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次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8月,往福冈，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五四运动爆发后,和几位留日学生组织“夏社”,搜集日本各报章杂志有关列强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投寄国内各学校、报馆，并撰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宣传的文章。1921年6月,与郁达夫等人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1923年3月,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1924年5月，译完〔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此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经瞿秋白、林伯渠等推荐，任广东大学（次年改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等职。“四·一二”政变后，撰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罪行。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旅居日本十年（1928年2月至1937年7月），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1930年至1939年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著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49年8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数十年间，他未曾间断过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身后留下《郭沫若全集》38卷。)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三页。）只有将进一步的判断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立于不败之地。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以依据坚实的事实基础立论而充满自信、感到自豪。马克思曾说：“我的《资本论》一书

引起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65页。）恩格斯也曾说：“这本书（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谈到的。……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象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页。）进行事实判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属于技术性方法。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指出，研究者实际上总是在一定的导向性方法或理论指导原则主导下运用那些技术性方法。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考证史料、确定事实不需要什么理论指导原则，只需严格遵循形式逻辑规则去做，就足够了。这是很片面的。要确定事实，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事实？史料和事实浩如烟海，无边无涯，研究者除非下定狠心只研究极细微的问题，不会为如何筛选史料和事实发愁，研究稍许复杂的问题，都要面临怎样确定必须搜集的史料和事实的范围问题。这就不是一个单纯技术性问题，而是要由研究者的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来确定的问题。例如，以兰克和兰克学派位代表的传统史学家，由于信奉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认为历史只不过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意志的展现过程，因此他们认为最珍贵的史料就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留下的书信、日记和其他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字资料。因此，他们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搜集和辨识此类史料。与此不同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学者们由于相信普通大众比领袖或精英人物在更大程度上起着决定历史进程的作用，这种历史观驱使他们特别注重搜集整理反映普通大众生活状况的史料，诸如有关居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教区纪录、法庭档案、土地登记册、征兵征税资料、契约、租约、遗嘱、财产清单、帐簿、食谱、墓葬、宗教和世俗生活图像、教堂和民居的建构、设置和装饰、私人藏书目录、有关物价、工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资料……等等，传统史学家不屑一顾的东西，他们认为是最珍贵的史料资源宝藏。而且，事实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单一事实，如“北魏统治者于太和9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有的是复合事实，如“北魏实行均田制的经过”；有的还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事实，如说“北魏实行均田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单一事实，运用技术性方法即可确定。但是对于复合事实和带有价值评价的事实的确定，就必然会有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在其中发挥导向作用了。

二，成因判断

研究者完成了事实判断以后，一般都要接着追问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事情会是那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就是说，要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实做出解释。对事实的这种解释，我们称之为成因判断。

成因判断就是对历史事实出现的原因做出判断，实际上就是对事实出现的因果规律性做出判断。

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讲，人们解释事实不外乎采取三种方式：用“常理”解释，用经验规律解释，以及用因果必然性规律作解释。这三种解释方式也就是常见的三种成因判断方式。亦如第六章所讲，这三种解释方式或成因判断方式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用“常理”作解释，就是用“人性”、“人之常情”或“理性人的正常理智”作解释，一般说来，倾向人本主义的人们多倾向于用“常理”解释历史事实——事件出现的原因；倾向于科学主义的人们多倾向于用经验规律解释历史事实——事件出现的原因；奉行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的人们一般都力求用因果必然性规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