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47447

《儒林外史》阅读

小说人物众多，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按照作者的创作主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八股文士

这类人物以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和王玉辉等为代表，他们出身贫寒，天性淳良，但大都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富贵，因而显得可悲可笑。他们有的皓首穷经，空虚麻木；有的醉心“选政”，颟顸酸腐；有的拙朴诚笃，以身殉教……

周进是第一个出场的举子，他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向上爬，到了六十岁还是老童生，一无所能，只能靠开馆授徒挣几个谋生钱。在薛家集新开馆时，年轻的新秀才梅玖知道他还不是秀才，于是对他百般嘲弄，极尽奚落之能事。他“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但不敢反唇相讥。因为在科举时代，功名是一个读书人个体价值的直接体现，拥有了功名，你就拥有了富贵、地位，没有功名，只能遭别人白眼，甚至连话语权都没有。因此，他只能“捺定性子”，逆来顺受。秀才的科名就可以把他踩在脚底下，“发过”的举人老爷王惠，在他面前更是可以飞扬跋扈了。王举人神气十足、拿腔作势、趾高气扬，“鸡、鱼、鸭、肉，堆满春台”；周进只能恭恭敬敬，“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鲜明的对照，把周进的地位和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塾师的饭碗丢掉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的辛酸和苦楚一起涌上心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醒来后大哭一场，“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作者抓住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把犀利的笔锋深入他精神的最深处，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不过，他的命运却忽然有了转机，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升了御史，又钦点广东学道。一朝发达，处境顿时大变，奚落过他的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这些细节，说明在科举制度下，衡量个体价值的尺度已经完全功利化、物质化了，整个社会陷入了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迷信之中。

与其类似的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物是王玉辉，他自言是个“迂拙的人”，做了三十年秀才，清贫自甘，并不贪图功名富贵，但却是个礼教的虔诚信奉者。他“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立意为封建礼教增砖添瓦。更有甚者，他把程朱理学“教养里面的辞藻”当了真，竟然赞成女儿为夫殉葬（课本P63）。礼教之毒，深入骨髓。与伪君子相比，这是一位迂拙诚笃的“古君子”，作者对他的人品是有所肯定的，他并没有拿女儿的死谋求名利，在“理”与“情”之间，他也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如此善良的人，却在死板僵化的理学教条驱使下做出了残忍的事情，不由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2．所谓“名士”

这是一帮科举制度的派生物，他们或者科场败北，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登入仕途，于是就效法古人，结诗社、写斗方、附庸风雅，充当名士。表面上风流不羁，实际上却是借此邀声盗名，“曲线”获取功名富贵。这些人物主要有三组，围绕三次诗酒“盛会”展开描绘：湖州莺脰湖高士集会、杭州西湖斗方诗会、南京莫愁湖“定梨园榜”。文人雅集，觥筹交错，诗酒流连，本是极风雅之事，历史上的兰亭集会、醉翁亭集会等著名盛会，都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但是，《儒林外史》中的三次聚会，却是如此滑稽可笑。

3．官绅

官绅似乎并不是儒林中人。但是读书人科举成功，入了仕途，也就成了官；在乡士绅，凭着手中的钱财，捐个监生、贡生的功名，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儒林中人。这类人物，出仕多为贪官污吏，在乡则为土豪劣绅。

王惠由举人而中进士，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的衙门里充斥着“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就是这样的官吏，却被考核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并因此而升了官。这里，科举制度成了官场腐败的根源。

二严则是在乡绅士的代表。两人是一母同胞，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严监生是有名的吝啬鬼，“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油里有两根灯草，死不闭眼。他空有数十万家财，“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日”。而他的大哥严贡生，“举家好吃，绝少家教，漫无成算”，与严监生丝毫不同。更可恶者，严贡生在乡里横行霸道，肆意欺诈。先是诈邻人之猪，致人腿折；接着又为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索要利银；后来为了赖掉船费，挖

空心思设计了圈套，用几片云片糕，故意丢在舵工顺手的地方，诱使舵工吃掉，上岸时诈称那是他花几百两银子买的“药”，要写帖子把舵工送到衙里打板子，船家只好求饶，他在臭骂一顿之后赖掉船钱扬长而去。这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世的谎”，却“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两相对照，不由人不感叹造化弄人，世风日下。

4．真儒贤人奇人

从第三十一回起，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依次登场，主要有杜少卿、迟衡山、虞育德、(课本P63)庄绍光、萧云仙、沈琼枝、余大先生、余二先生、虞华轩、凤四老爹等人。这些人物是根据作者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设计出来的，体现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的探求和改造社会的理想。

按照书中说法，虞育德是第一高人，庄绍光是第二高人。实际上，两个人是互为补充的，虞育德是身在官场，能兼济天下的真儒，而庄绍光则是身在草野，独善其身的隐逸贤人。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表达了希望通过先秦儒学精神改造社会的思想。

虞育德的生平经历非常平凡，没有什么伟大的举动，但是就在一点一滴之中，表现出一个醇儒的人格魅力。他胸怀淡定，自然浑雅，内心始终保持着虚静安宁。他中过进士，却不以科名介怀，只是把它作为谋生的手段；他做了官，却不慕富贵钱财，光明正大，一秉真纯，决不走歪门邪道。这是一个在功名富贵面前，能够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希望通过立身、修德，以教化周围的人，因此他以“淡乎其若海”的胸襟，容纳着一切恶浊的世俗抛在他身上的种种尘垢。他的表侄借他的房子，没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作主卖掉了，还来向他借银子租屋住，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慷慨解囊；他做主考官，发现秀才作弊，不但不给予处罚，还要为他掩饰，事后，却不承认此事；应天府送来一个犯了赌博的监生，监生哭诉冤屈，他并不追究是否实情，反而与之同吃同睡，并到府尹面前为其辩白。种种行事，表面上混混沌沌，实则内心清明洒脱，用心良苦。对于这样一个理想人物，作者并没有把他神化，而是把他放在现世中，以非常平实的语调叙写了他的生平经历。笔调平实自然，毫无波澜，一如虞博士淡定浑雅的内心。

相比之下，庄绍光就显得神秘得多。他的名字屡次被提及，但其出场屡次因事拖延，一上来就给人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及至出场，寥寥数语，自现其恬淡旨趣。后来为朝廷征辟一事赴京，途中遇险，又平添一番传奇色彩。及至面君奏对之时，却又“头顶心里一点疼痛”而“一时不能条陈”，原来头巾中有一只蝎子。看似突兀，实则暗示“道之不行”。果然，因为皇上“颇有大用之意”，九卿六部的官，纷纷前来拜晤，权臣太保公也来拉帮结伙，“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贤人出山，本为行道，刚受征用，却已经陷入官宦网罗之中，对于坚持人格操守的真儒来说，决不屑于与此等臧仓小人为伍，别无选择，只有“恳求恩赐还山”。在这种“出山──还山”的循环中，庄绍光完成了一次人格精神的涅磐。

虽然仅仅是书中的第三号人物，杜少卿的形象却远比前两者丰满得多。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儒家美德，又有六朝名士风度的文人。他首先是有着儒家传统文人的美德。比如他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他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真儒们以道德教化来挽救颓世，赢得了他的敬重，虽然他的家产几乎已经耗尽，但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但他最主要也是最奇特的地方，却在于他的名士风度。他鄙弃琐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富贵，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个性，表现出任性自由、纵心肆志的意趣，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他的这种人格追求首先表现在他对于钱财、功名、富贵的态度上。他仗义疏财，像打发粪土一样打发钱财，有的是扶困济贫，更多的则是“贤否不明”，任意布施。他所关心的只是给人提供帮助，至于别人的动机如何，他不屑关心，体现了一种慷慨超脱不为物累的潇洒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家财散尽之后，虽布衣蔬食，却仍旧恬然自处，安于山川朋友之乐。对于一般文士汲汲追求的功名，他也是随意抛却，不以为念。当朝廷征辟时，他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因为他追求的是“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又傲视权贵。汪盐商请王知县，要他作陪，他拒不参加，“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知县要会他，他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但到了王知县被罢官，赶出衙门，无处安身时，杜少卿却请他到家来住，“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