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

国内城市边缘区研究进展与未来研究方向
城市边缘区是“一种在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等方面发生变化的地带，它位于连片建成区和郊区以及具有几乎完全没有非农业住宅、非农业占地和非农业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的土地利用转换地区”。

尽管城市边缘区研究已有近20年的时间，但由于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受外部因素不断变化的影响，城市边缘区的功能、特征以及空间结构等都在变化之中，使城市边缘区还会有种种问题凸显，而未来还会出现地域规模更为广阔的城市边缘区，因此，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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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城市：城市边缘区发展的理念和目标
提到城市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定位，近年来人们已经被山水城市、花园城市、生态城市、数字城市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概念轰炸得云里雾里了，此时，“宜居城市”——一个体现真切人文关怀的城市发展理念，为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提供了高度理性的理念基础和目标导向。

如何才能使城市边缘区成为人们的美好家园？深刻理解“宜居城市”的丰富内涵并以此作为城市边缘区发展的理念基础，难题将能够破解。

系统的“宜居城市”理念是由生态观、文化观、人文观、公平观、效率观共同构成的、有机的理念系统。

生态观要求城市的开发遵循生态规律，根据当地的生态特性，充分利用生态的自净与自我循环系统。

人文观则要求城市开发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思想：道路和建筑需采用人文尺度，即兼顾视觉舒适、使用便利和土地的集约利用；居所和社区环境设施的设计需尊重居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

文化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城市特色的基础，城市开发需挖掘、利用并发扬当地有价值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应当为那些民间色彩浓重的文化活动，提供展示的空间。

公平观：当前应当特别注意防止公共空间的过度私有化，保障全体居民能够平等地享有公共活动空间。

效率观：居住区与就业区之间需保持合适的距离，以利于居民就近利用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通勤量；建立复合型的城市交通系统以及零换乘平台等等。

在此理念基础上，城市边缘区的发展目标便十分清晰：她将是一个实现城市居民多样化生活需求的“第一生活圈”，居住、就业、生活、学习、社交都能够在适度的空间半径内实现；并且，她还将以其优美的环境、适宜的密度使居民舒展忙碌的身心。

关于新城市主义思想与中国城市建设实践的几点思考
新城市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反思批判现代主义，借鉴二战之前城市住区的发展模式，力图使现代生活的各个部分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即居住、工作、商业和娱乐设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紧凑的、适宜步行的、功能混合的新型社区。

二. 新城市主义可资中国目前城市建设（尤其住区建设）借鉴的理论要点：
1 有限规模
或者表述为有边界的发展方式
在城市层面，结合中国国情，以下是最有思考意义的几种规划理论与实践模式：
1）“涟漪模式”——其发展形态可以形象地称为“摊大饼模式”或“涟漪模式”：城市就像投石于水中激起的涟漪，由城市核心区层层向外扩展推进。

这是目前国内城市普遍的城市发展形态，尤以北京市区最为典型。

对于中小规模城市来说，这种模式尚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不顾城市规模的不同而简单滥用，“涟漪模式”将对人口高度密集的特大城市发展带来城市发展极大的破坏和内耗。

2）“卫星城模式”——实践表明：“卫星城模式”理论对于指导特大城市在扩张发展的同时保持城市结构与运转的良好状态卓有成效。

譬如：北京远郊县对于北京市区就是一种卫星城关系。

其典型范例如英国伦敦的哈罗新城。

“卫星城模式”的着眼点是城市运转战略问题。

3）“TOD模式”——新城市主义的主要理论构成之一。

由“步行街区”发展而来，强调混合土地用途，并以公共交通为规划原则。

从交通站和商业组成的核心地区到社区边界不超过600米的步行距离，将居住、商业、办公和公共空间组织在一个步行的环境中。

通过公共快速交通组织起来的网络将多个TOD社区组织在一个合理的区域发展框架系统内，各个TOD社区之间保留大面积的绿化开敞空间。

“TOD模式” 的着眼点是人性化基础上的城市结构问题。

在住区层面，建立“5分钟”规模规划理念
新城市主义“TND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提出的传统邻里住区的规模以“5分钟”步行距离——400米为半径确定住区的规模基础。

对于国内住区建设来说，“5分钟”规模对于大盘开发极有价值，是理解确定住区规划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理念。

2 多样性
系指城市住区功能的多样性组成。

功能分区理论自《雅典宪章》发端，经过在世界范围多年来的城市实践，其弊端日渐清晰暴露出来，其后经过《马丘皮克丘宪章》修正，到《北京宪章》成文之时，简单化、教条化的功能分区理论开始受到全面反思。

新城市主义的功能复合——居住、商业、办公和公共空间有机复合——就是人类在城市功能结构方面认识的一大进步。

对于国内住区建设来说，新城市主义的多样功能复合尚存在很多客观限制，比较普遍可行的方式是：住区住宅及与其相配套的学校、托幼、会所、商业街在规划设计中进行多样灵活的有机渗透结合，以求成为住区内人性尺度、社区感、生活活力的良好规划结构基础。

3 人性尺度
住区规划重新恢复到以人为本的人性尺度。

大到城市单元、住区规划，小至街道宽度、建筑体量，凡此一切都以人的步行舒适度为基础依据。

如：“TND模式”的“5分钟”规模、400米半径等。

4 社区感
社区感是传统小城最具魅力的居住环境因素之一。

反思：在北美，“边缘住区”片面崇尚个体与私密性，布局分散，以汽车为基本交通手段与住区空间经纬，多类型的步行空间系统——街道、广场、商业街日渐式微，适宜居民交往环境稀少，邻里关系淡漠，带来公共生活的丧失。

新城市主义主张公共空间重新成为住区建筑与空间的焦点和邻里活动的中心，重归具有归宿感、领域感的社区。

这对于国内住区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5 生活活力
对于住区建设来讲，主要是利用会所、商业街、景观、步道、建筑等具象元素在布局特征、风格色彩、空间尺度等方面进行整合，尽量为住区生活环境创造生活活力。

6 有机更新
主要针对的是旧城改造。

对于新区建设来讲，主要是对于用地现状地表植被、水塘、湿地等尽量在规划中进行结合利用。

三. 新城市主义理论中在现状中国难以融入的内容：
1 高建筑密度内涵（居住分异）
2 就业与居住共生
3 公众参与
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机理分析
一、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动力机制
1. 现代生产力发展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驱动机制。

从内涵上看，生产力发展具有四方面的含义：一是数量的增加，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数量的增加；二是质量的提高，表现为劳动者知识的丰富、智力的提高、素质的改善和能力的增强，劳动工具的先进性、经济性、可靠性的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与深化；三是结构的改善，表现为生产力诸要素在地域空间分布上的调整和优化；四是流动性的提高，表现为生产力要素在城乡间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合理流动。

从地域上看，生产力发展包括城市生产力发展和乡村生产力发展。

城乡生产力共同发展的结果是，城市要素和乡村要素在城市边缘区的集聚、交叉、渗透和融合，驱动着城市边缘区的形成演变。

2. 科学技术进步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驱动机制。

现代生产力发展是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驱动力。

根据生产力乘数原理，生产力 =( 劳动者 + 劳动资料 + 劳动对象 + 管理) ×科学技术。

可见，科技进步能够产生促进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倍增效果。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发展历程来看，科技进步对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推动城乡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形成城乡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流动与配置这一途径来实现的。

二、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传导机制
1. 交通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传导机制。

交通条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既增加了城市联结郊外的等级公路、高速公路、地铁和轻轨的里程，又增加了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轿车的数量与质量。

便捷的交通网络提高了城乡间的交通可达性，发挥着城乡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的传导作用。

2. 通讯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传导机制。

根据信息论的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信息流驱动着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序流动。

那么，信息的快速传递、有效沟通和共享无疑是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过程中人口、产业、商业等城乡要素集聚与扩散的先决条件，而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使这一条件成为现实。

因此，作为信息传输渠道的通讯设施，同交通设施一样，在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过程中发挥集聚与扩散的传导作用。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通讯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电话、传真、手机、计算机网络等在城乡居民中日益普及，缩短了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间的空间距离，许多过去只有在中心城区才能办好的事，如今在郊外足不出户就可办成，在家办公也开始成为可能，住宅不再仅仅是工作之余的生活场所，也可成为工作场所。

三、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促进机制
1.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促进机制。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演变的过程。

在经济发展研究中，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以“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最为有名。

该定理认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

库兹涅茨在继承配第和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即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事实上，无论是“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还是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其背后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的城市化进程。

因为，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方式。

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面高度化。

反过来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升级过程，必将导致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

在产业结构的低水平期，城市和乡村都可以充当这个空间载体的主角，分别承担着城市和乡村产业的空间实现。

但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高度化，城市和乡村各自的承载能力受到限制，难以适
应高度化发展的要求，需要寻求新的产业发展空间载体，从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角度看，城市和乡村间的过渡地带成为最好的选择。

城乡产业结构升级使城乡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得以优化，即资本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技术结构，以及资源禀赋、自然条件和资源供给结构得到调整，政府需求、企业需求、家庭需求和个人需求结构得到调整。

产业结构演进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与产业空间转移过程，它深刻地改变着产业布局的面貌，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域和方式。

2. 居民心理取向变化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促进机制。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一动机—行为理论，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人们的需求层次将会沿着生理—安全一归属一地位一自我实现的顺序，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演进，并且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具有产生动机进而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城市居民心理取向变化主要表现为对乡村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对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和大自然亲近的推崇。

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病”。

当人们不停地奔波在高楼大厦组成的峡谷中时，既离不开城市又对它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日益突出。

一些追求绿色空间的人欣赏乡村生活的浪漫情趣，向往那里的葱葱青草和蓝天白云，开始了向城外迁移的行动，寻求新的居住、工作和生活空间。

这表明，大部分城市居民有到城市边缘区居住的意愿。

城市边缘区，对外来农民而言，可以实现务工、经商、赚钱和体验城市生活的理想；对城市居民而言，既可把握城市的机会，又能享受到乡村生活的温馨。

可见，心理取向变化导致了城市居民由内向外的扩散和农村居民由外向内的集聚，而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就业优势和可达性使城市边缘区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四、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
1. 政策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

从我国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现实看，对其影响较大的政策主要有人口迁移政策、市镇建制政策和乡镇企业政策。

本节将重点分析人口迁移政策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

建国初期，政府实行了城乡高度分割政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城乡界限分明，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生活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开始对长期实现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户口迁移制度进行了逐步调整，为城乡要素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边缘区的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

农民进城打工，大部分从事建筑、纺织等第二产业和修理、运输等第三产业。

一方面填补了这些行业劳动力空缺，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民工潮繁荣了城市市场，改善了城市生活，带动了城市经济，进而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改善，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其结果是城市边缘区的形成和逐步有序发展。

2. 制度变革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

(1) 住房制度改革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

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在住房的供应、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发挥了主导作用，城市居民逐步摆脱了居住上对单位的依赖，拥有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力。

但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逐步从福利性住房分配过渡到货币住房分配，房价自然成为大多数居民选择居住地时首要考虑的因素。

就目前情况来看，城市市区特别是中心区的商品房售价远超出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即使在分期付款和银行按揭帮助的情况下，大部分居民也只能望楼兴叹。

但在城乡过渡地带的城市边缘区，商品房的售价大大低于市区。

这无疑推动了城市人口向边缘区的流动。

(2)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

城市土地价格的梯度变化和不同产业土地利用的比较利益导致了城市中心区“退二进三”的用地功能置换，大量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工业、仓库和住宅纷纷外迁，其原有用地被收益率更高的商业、贸易、金融、旅馆、写字楼等第三产业所取代。

随着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以及 CBD 的优化，中心城土地使用价格日趋高涨，而城市边缘区较充裕的后备土地资源和较低的土地价格，以及较方便的通勤条件和较好的区位优势，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城市迁出产业寻求新发展空间的首选区域，住房和产业的外迁引致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

(3) 投资对城市边缘区发展的保障作用。

资金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催化剂，又是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大量国内外投资为城市旧城改造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加快了城市土地功能置换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导致了城市人口和第二产业向城市边缘区的扩散。

边缘区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使生产力要素可以获得低成本、高收益的组合效果，成为国内外投资者较理想的投资区域。

国内外资金向边缘区的投入，为城市人口和产业外迁提供了配套资金，推动了城市边缘区用地功能的置换，促进了其土地增值和经济发展，增加了该地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增强了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投资既促进了城市要素的向外扩散，又为其向边缘区扩散提供了保障，还诱致了外来人口向边缘区的集聚，为城市边缘区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资金保障。

五、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实现机制
综合可知，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城市交通条件和通讯设施得以改善，城乡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乡居民心理取向不断变；而人口迁移政策、住房制度改革和大量国内外资金的注入，引发和保障了城市的旧城改造和用地功能置换、城市边缘地区的土地增值和经济发展。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市要素自内向外的扩散和乡村要素自外向内的聚集，城市边缘区逐步形成和发展。

可见，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实现过程是一个城市要素扩散和乡村要素聚集的过程。

城市边缘区农地流转与农地保护
近十几年来，由于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耕地转化为非耕地的速度明显加快，造成了耕地锐减。

尤其在城市边缘区这种特殊的区位条件下，耕地非农化的速度更快（周国华等，2000 ）。

对此，我国在1999 年1 月l 日起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要实行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严格限制并不是禁止，如何合理地限制、有效地管理，既能实现城市经济的不断增长需求，又能保护稀缺的农地资源、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令决策者和管理者颇感棘手的问题。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流转问题一直是－个颇受关注的问题，农地流转不仅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目前还不能准确评价这种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公众对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认识必将进一步显化。

1964 年美国经济学家伯顿·威斯布罗德（Weisbrod, 1964）在研究个人消费品的集体消费服务及环境资源的效益时指出：当对公共品或劳务的需求为不确定时，除了有传统的价格补偿的消费者剩余以外，还有两种效益。

其中，前者为事前福利（ex ante welfare ) ，后者为事后福利( ex post twelfare ）。

他把这两种效益统称为“选择价值”( option value )，而农地转为建设用地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流转，这种选择价值将立即消失。

1．农地流转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
农地除了提供直接产品外，还具生态功能，如生命支持、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开敞空间的保存等功能，而农地一旦转为建设用地，这种生态功能将会消失。

很难说明生态功能的消失或弱化对整个社会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态意识和环境观念的加强，由于受人类活动影响而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降低和绿地资源、开敞空间的不断减少，将会使这种生态价值因时间的变化而不断上升。

而且，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容易，而建设用地再逆转为农地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因此，从经济上来考虑，这种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

而我们目前主要是根据农地的资产功能，即农地利用所产生的直接市场价值来作为决策依据，很少或几乎不考虑基于农地生态功能如生命支持、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开敞空间的保存等功能的非市场价值（生态价值）。

美国学者华尔士等（walsh, 1984）曾对科罗拉多野生生物保护的非使用价值做出估计，三项价值大约为农地总价值（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和）的40％。

纳伍
罗德（Navrud , 1988 ）曾对Bowker及Stoll 地区农地保护在水资源质量改善上的非使用价值作过估计，结果表明，非使用价值为总价值的63％。

因此，农地流转不应该也不能遗漏农地的
非市场价值。

那种草率的、不负责任的流转决策不仅会冲击国家粮食安全、引发社会问题，也可能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及发展。

2．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不经济性
首先，农地城市流转的集中区域——城市边缘区工业指向性明显，是老工业搬迁和新工业选址的集中地。

由于有限的基础设施和对环境问题的忽视，使一些城区搬迁至边缘区的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和污染处理能力差的乡镇企业成为新的污染源，其排放的废物和污水毒害邻近的农田和水源，工业污染日趋严重。

其二，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及其自然景观是城市的生态屏障，具有缓解环境污染，改善小区域气候，提供自然景观，满足市民游憩，旅游等功能，但城市蔓延使得边缘区对改善生态环境有重大作用的森林、水面和生物资源不断减少，生态环境形成退化或逆向演替的趋势。

其三，边缘区农地流转后，对邻近土地容易产生升值预期，农户会粗放经营甚至抛荒土地。

3．国外城市边缘区农地保护制度及措施
由于城市化过程造成农地特别是优质农地的大量流失，据1975年美国农业部统计，每年大约有12.1万公顷的优质耕地流转向城市非农产业；在美国某些州，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如在夏威夷州的瓦湖岛，尽管农地流转需要经过土地利用委员会的许可，但每年仍有650英亩农地转变为城市用地。

韩国在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和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加大，导致农地面积大量减少。

32 年时间全国减少农地43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134万公顷。

1995年、1996年减少农地数高达4.8万公顷和4 万公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农地保护的要求提高一般基于以下三种考虑：
第一，为粮食和农业生产提供土地支撑；
第二，控制城市增长，引导城市发展方向。

许多学者认为未受控制的城市发展无论是从土地、建设和交通成本上，还是从提供城市服务，如街道、学校、公园、公用事业、供水、排水、防火、警察、垃圾、积雪收集及处理等方面都是一种浪费；
第三，从生态角度考虑，城市蔓延和农地流转是一种生态破坏。

开场空间和栖息地的丧失以及边缘区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都是对人类福利的损害。

鉴于此，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城市边缘区农地流转进行限制，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保护优质农地。

3.1 区划或者分区管制政策
主要通过土地适宜性评价对土地质量进行分级，对不同级别的农地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如美国一般根据斯托里指数法、SCS系统或 LESA系统等对土地质量进行适宜性评价，将优质农地划分出来，利用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警察权（Police Power）来严格控制土地用途，以防止农地向高价格土地用途转移，调节土地利用。

它是美国采用最广泛、最普遍，也是最早的农地保护政策工具。

我国的台湾地区为促进土地资源的保育利用，根据政府制定的《区域计划法》和《区域计划法施行细则》（1977年）实施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以确保“农地农有”和“农地农用”。

3.2 转用许可和用途管制
通过对农地转移和用途的限制保护农地农用。

如韩国为保证粮食自给必需的农地，于1972 年制定了有关农地保全及利用的法律。

此外，还引进农地转用制度，规定以农业以外目的使用农地的，必须事先得到许可。

1975 年把优质农地指定为绝对农地，严禁用于农业以外的用途。

同时，禁止在稻田和坡度15度以下的旱田种植多年生植物。

荷兰为保护农地专门建立了农地保护机构，确立开发农地的特殊许可制，规定农地只租不售，租赁的农地要保持农业用途，确立对主要农地开发的否决权等。

并于1953 年，成立了农地保护委员会，任何在农地上的建设都要得到特殊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