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功能新论

意识形态功能新论

——基于当代意识形态实践取向的新视阈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意识形态作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认知图式的实践取向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权重，基于当代意识形态实践取向的新视阈，意识形态正在或将会发挥着批判与建构、政治合法化、社会控制与反控制、规范生产与提高绩效、社会整合与主体构建等功能。

［关键词］意识形态；批判；建构；控制；整合

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同的时代强调意识形态不同的功能。无论人们在今天如何理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精神现象发挥作用的历史，都要远长于它作为思想观念进入研究视阈的历史。这样，对于意识形态功能的研究，就越来越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从其功能上加以研究，比抽象地界定概念内涵，视野更为开阔，也更容易达成共识。因此，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意识形态的的本质、作用和发展规律，对于全面把握历史的规律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与建构功能

世界近代史上首次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德斯杜特·特拉西。作为18世纪欧洲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家们的目标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自下而上的重建社会。因此，意识形态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认识论和社会学双重意义，具有批判与建构的双重功能，其认识论价值，实际上非单纯的认知，而是实践性的。华尔泽认为：“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功能是提供认识的结构——亦即观念的公式，人即以此来认识、了解与解释这个世界。”［1］18在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定位上，康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声称“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宗教由于其神圣，法律由于其尊严，似能避免批判。但宗教法律亦正以此引致疑难而不能诚实之尊敬，盖理性惟对于能经受自由及公开之检讨者，始能与以诚实之尊敬”。［2］4马克思继承了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精神并对其加以革命的改造，以克服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非批判性。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

岸世界的真理，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应该转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与神学的批判要转化为对法和政治的批判；批判的目的不是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完成上述任务就需要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总体上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否定性的内涵，批判构成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维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将“批判”视为理论的力量之源和主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以启蒙精神、工具理性、大众文化、工业文明批判为核心，以非压抑性文明和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从而全方位展现了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批判姿态。

二、政治合法化功能

“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3］1合法性涵盖两个方面：对于处于指挥—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而对指挥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基础(政治权力从人们的认知、价值观、信仰等理念方面获得支持)，制度基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作必须遵循宪政制度)，绩效性基础(政治权力必须取得实际成就)。由于合法性主观层面的表征是“认可”、“赞同”和“社会满意”，因此意识形态上的运作对政治权威与合法性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100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运用于政治合法化的目的及其方式。马克斯·韦伯将人们对政治权力主观上的信仰作为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他所强调的三种合法性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法理型)的背后均可找到意识形态的支撑。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合法性只能从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找。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使得一套普遍有效的价值规范得以确立，从而保证了一种有效的群体认同，进而政治权力在民众中取得一种广泛的信仰、忠诚和支持。也正如波朗查斯所指出：“用政治结构和机构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标明它们对一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合法性里面特别包括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的政治影响。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5］246

三、社会控制与反控制功能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在实施统治时，不仅使用实体性的工具，即通过制度和设施强力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且使用观念性的工具，即通过意识形态从思想上制约和控制人民，同化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消解人民的反抗意识，从而达到延续其统治的目的。列宁对此曾精辟地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6］478

按照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的思想，毫无疑义，精神力量也只能通过精神力量去克服，意识形态必须也可以锻造为被统治阶级用来反击统治阶级控制和争取解放的有力工具。马克思曾充满豪情的宣告：“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15-16“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7］312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理论自觉，以反对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的自发性。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和必然的现象，物化意识就是这种现象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无产阶级要冲破物化意识的束缚获得自身解放，就必须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8］38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先要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阿尔都塞毫不留情地批评法国共产党以宣传代替理论研究的缺陷，指出法国工人虽有政治头脑，但“在历史上一贯缺少真正的理论素养”而显现出法兰西式的贫困，毫无疑问这将影响工人运动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