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商名人堂——汤珈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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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出生,就头顶“汤家二少”的光环。
他的母亲是“一代侠女”金马影后徐枫,父亲是“浦东开发第一人”汤君年,他所在的“汤臣集团”是最早一批投资内地地产的港资企业,20年深耕上海,与浦东情缘深重。
他的确有资本乐享度日,但却选择提早进入公司为父母分忧——18岁成为集团执行董事,23岁升任副主席。
他陪“汤臣一品”走过最艰难的争议岁月;帮母亲构建“汤臣娱乐”的原始雏形;开创“家族式+经理人”的双重经营模式;与母兄带领集团第一次“走出”上海,“走进”天津。
除担任汤臣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外,他还是川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汤臣(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汤臣国际娱乐有限公司董事、百仁基金有限公司副主席。
他总记得年幼时,在浦东跟随父母踏足的那片芦苇地。
“那是梦开始的地方,我有责任,让梦想生生不息。
”他说。
汤珈铖
汤臣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
2
要做第二代企业家
——汤臣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汤珈铖
汤珈铖递过名片来的时候,除了唇角淡淡的微笑,没有太多言辞。
他说,他愿意埋头做更多的事,直到有天,连狗仔队都没了捕风捉影的心情,娱乐版上如果出现自己的名字,理由只有一个——帮助母亲建设汤臣娱乐公司。
“我希望别人介绍我时,那个形容词叫‘企业家’。
”他说。
少帅当家
做擅长的事情,通常一开始就得心应手。
进入汤臣集团那一年,汤珈铖17岁。
这是一个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应该读书”的年龄,但自16岁起愈发严重的忧郁症,使他看到一切和“学校”有关的人或事都会莫名恐慌。
医生说,这种遗传性的病症需要长期治疗,于是在父亲汤君年、母亲徐枫的首肯下,汤珈铖放弃学业,花了两个月时间周游世界,情绪渐渐平复。
既然不适合上学,那就提前上班吧!汤君年的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算牵强,想来自己也是在差不多的年纪,与父兄开始在香港打拼,成立了专营墙纸、窗帘、沙发布的科达公司。
2000年,汤珈铖在汤臣集团获得的第一个职位,是担任父亲的私人助理。
自工作伊始,所有的病都不药而愈。
他坦言,初入公司,并没有怀揣怎样的宏伟目标,只盼能沿袭父亲专注的工作模式,减轻他的工作量。
但事实上,效果远胜于此。
“大家都说,我和父亲的性格、思维方式很像,经常在同一时间想同一件事,结论也是一样。
所以由我经手处理的事情,父亲几乎都非常满意,这是很大的成就感,我一下找到了人生的乐趣,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愉快。
”汤珈铖说。
2001年,年满18岁的汤珈铖,先后升任为集团内两大上市公司——川河集团及汤臣集团的董事。
那时,汤君年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到上海,两家公司的香港业务(包括财务管理),基本由汤珈铖全权处理。
账簿上的数字,让他真正开始体会父亲的用心良苦。
20世纪90年代初期,浦东和“价值”完全沾不上边,到处是齐腰高的芦苇,“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此言不虚。
尽管伴随着中央“开发浦东”的高层声音,但当汤君年真
华商韬略·李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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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携带巨额家当奔赴过去时,看起来仍然像一场马拉松式的博弈,风云难测,一开始并无人喝彩。
直到那些被上海铭记的“第一”拔地而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第一座涉外高档商务中心——汤臣中心;第一栋五A 级涉外写字楼——汤臣金融大厦,以及浦东唯一位于市中心的汤臣高尔夫球场,凡此种种,“汤臣”以先驱者的姿态,渐趋成为浦东崛起过程中高端房地产品牌的代名词。
所有人都猜想,汤君年赚翻天了!然而事实却摆在汤珈铖案头的账簿里,头十年,汤臣是亏本的。
“一开始,银行并不愿借钱给在浦东开发的企业,我们通常都是在一个地产项目出售完成后,才有资金滚动下一个项目,再加之税务繁多,经营成本越滚越大。
接手集团工作后,我才真正了解,父亲援建浦东的热情,并不在于指望日后几何级的增长回报,而是希望为家乡尽一份心力,将浦东建成国际都会。
如果只为了赚钱,我们当年便不出售在香港铜锣湾的一栋物业以投资内
地,该物业现今估值180亿港元,远远高于‘汤臣’在浦东的净资产估值(110亿港元),有谁会不远万里地瞎折腾?”汤珈铖谈到。
洞悉了父亲的心意,汤珈铖毫无迟疑地支持他日后的每一个决定,即便前路并非坦途。
2005年10月,汤臣集团推出汤君年在世时亲自投入的最后一个项目——汤臣一品。
作为陆家嘴金融区滨江大道旁的国际典范大宅,“汤臣一品”由两栋40层、两栋44层的豪华公寓以及一座高级江景会所构成,平均房屋面积为431〜1240
平方米
/套,共220套,是上海目前唯一按别墅尺度进行规划设计的高档公寓。
左图:汤珈铖幼年时期出演《老少江湖》,图为剧照;右图:童年时期的汤珈铖
4汤珈铖说:“父亲很有远见,在
1994年拿下‘一品’地皮时,好像已经预料到陆家嘴会成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整体设计也以此为定位,旨在为进驻浦东的外商提供一个最完美的舒适居所,并反过来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前往上海开设总部,达成良性循环。
项目经过整整11年的精心酝酿,方案一次次制定,又一次次推翻,仅仅是屋顶的造型就改动了36次。
”
起初,“一品”定位租赁,并不想做出售之用。
但项目启动的消息一经传出,打电话前来咨询的日本、欧洲买家络绎不绝,大家很有诚意地表示,这么好的地段,多少钱都没问题。
另一边,“汤臣”的老客户也排着队找上门来,大家的问题几乎都是同一个:“一品”什么时候起售?如此踊跃的垂询,令管理层始料未及。
如果坚持只租不售,必然会令各方失望,而且平凭白辜负了水到渠成的商机。
很显然,聪明的商人断不会如此固执。
只是,每平方米10万元的均价,瞬间刺激了太多人的神经,这样的价格甚至比同期排名第二的豪宅高出一倍,一时间,关于“汤臣”
牟取暴利、囤积地盘的评说甚嚣尘上,如何能冲破误解?汤珈铖意识到,唯有等待。
“父亲离世后,价格是妈妈亲自制定的。
在香港,这绝谈不上奢靡,只是一个合理水平的售价。
不凑巧的是,‘一品’正式推出的时候,赶上政策紧缩,预期的客源损失了一半多。
”
这的确是客观现实。
2005年,“国八条”使上海楼市出现了近10年来的拐点,短短几个月内下跌了10%。
政府不断要求下调房价、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并推出一系列抑制房价的紧缩措施,尤其是建设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当中明确规定,外国人在华居住满一年方可购房。
如此,“一品”的一大部分客户就此止步。
三年卖五套,最艰难的日子里,汤珈铖没想过向舆论妥协。
他说:“‘汤臣’在浦东赔本经营10年,原本,我们以为‘一品’真的可以为股东带来一点合理的回报,但不曾想衍生出后来的风波。
但它永远都是上海最好地段的住宅,卖一户就少一户,10年或20年之后,一定有人能看到它的价值。
何况在香港,最贵的房子卖到8
万元
/尺,接近80万元/平方米,如果未来中国要打造
全家南非旅游
农历新年团圆合照
国际大都会,完全开放人民币流通,浦东绝对大有前景,只要我们还有财力周转,为什么要贱卖我们最贵重的资产?我们宁愿等待。
”
这是一个高明的判断。
2009年6月至8月,尽管金融危机的阴霾犹在,“汤臣一品”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成交30余套。
截至目前,半租半售的220户中,出租率达到70%,出售率也超过60%。
市场验证了“物有所值”的定律,汤珈铖却觉得,要做的事才刚刚开始。
“直到现在这一刻,我们仍然在不断提升‘一品’的配套服务,它仍然是集团最重要最高端的住宅项目。
我们的租户,几乎全部是世界500强企业,他们对人性化管理非常看重,‘一品’除了在硬件方面不断升级,还配置了周全的安保系统,提供温馨的私人管家服务。
”
打理好父亲留下的地产基业,汤珈铖的心思也没忘周全在母亲身上。
2001年,集团成立“汤臣国际娱乐有限公司”,汤珈铖亦担任公司董事。
从地产跳转到娱乐,没点真东西只怕要昙花一现。
“妈妈是演员出身,亦是成功的制作人和出品人,尽管为帮助父亲在地产方面投入了很多心思,但自始至终,她最爱的还是电影。
我想,在集团许可的前提下,如果可以把妈妈的理想用一种制度化、企业化的方式永续经营下去,不但可以在另一个平台上扩张集团的影响力,亦可以帮到妈妈。
以这个理念,我构思了娱乐公司的雏形。
”汤珈铖说。
依赖徐枫的知名度,以及香港、台湾相对成熟稳固的娱乐市场形态,“汤臣娱乐”的初期运营较为顺遂,不过在汤珈铖的计划里,最大的“潜力股”始终是中国内地市场。
“当时我的构思是,寻找包括艺人管理、电影制作、电影发行等方面的专业经理人去经营公司,在香港、台湾扎稳脚跟,伺机进军内地。
”然而所有的计划,都随着2004年汤君年的突然离世而停顿下来,直到2010年,才重新启动。
“好的合作伙伴,是助推事业的关窍。
2011年,我们与李泽楷旗下的电讯盈科及资深制作人张家振合作,成立大国丰臣演艺人有限公司,并请来张家振担任行政总裁。
‘汤臣’的娱乐背景,电讯盈科的财力,加上张家振多年来的资历,相信前景光明。
”汤珈铖记得,以前公司拍电影,总是母亲一个人操持,每每拍摄周期延长,导演就会打来电话以各种理由要求增加预算,仓促应允间总有几分勉强。
“现在几家合作之后,一切都有规则可循,任何有违初衷的变故都必须同时知会三方合伙人,再不
是几个电话就能随意行事了。
虽然眼
下娱乐事业在汤臣集团的版图上只占
很小一隅,但中国的娱乐产业必将成
为日后最高速增长的领头羊,我会全
力支持妈妈的工作,未来亦有上市考
虑。
”汤珈铖介绍。
欧洲行程
5
知人善用
23岁那年,汤珈铖升任汤臣集团副主席,问及如何统帅如此庞大的企业王国,他的回答很简单,请“对的人”在“对的位置”。
“一个人身体力行做所有的事,我从不觉得这是高明的管理者。
当年李嘉诚若操着浓重的潮州口音亲自卖房子,也未必能挣下今天的千亿身家。
”但即便要请人,究竟是为求同心而在家族内部任人唯亲,还是为求业绩齐创而请一群经理人各显神通?管理界没有标准定论,汤珈铖说,那不如合二为一。
“两者其实各有利弊,家族化经营的公司,一定会尽力保障股东权益,但决策有时难免个性化、情绪化,行事亦缺乏客观数据支持,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集团的长远发展。
而单纯经理人模式的公司,虽然注重吸纳专业人才,但某些经理人会过于专注当年的财务收益,不惜高风险地策划一些结构型产品,更可能在禁售期后合盘抛售股权,同样于集团长远利益无计。
”他说。
与其纠结于两者的利弊得失,不如巧妙地兼而有之。
“‘汤臣’以前的管理模式太过家族经营化。
2010年起,我在保障股东权益的基础上,逐步引入专业经理人制度。
比如聘请了一位资深人士帮我处理娱乐公司事务,此人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发行圈打拼了二十余年,曾在嘉禾、星空传媒、寰宇国际发行部担任过要职。
他加盟后,公司不但作为制作方之一推出了电影《星空》,更重要的是,与吴宇森导演谈下了全东南亚的优先发行权,并陆续在国际影展买进20多部优秀影片,准备明后年在港澳地区上映。
”汤珈铖介绍道。
不仅如此,汤珈铖还高薪聘请了另一位资深人士主理集团的日常行政,此人曾经在同一时间总理七家上市集团企业管治事宜,经验老道。
其它各项事宜,也正在逐步寻找得力的专业人士。
有人担心,年轻的管理者重用年长的员工,来日对方一旦功高震主,实难掌控。
但汤珈铖却没有这样的担心,“我完全没有这种顾虑。
我请人看重专业资质与忠诚度,比如现下集团的行政高管已经60多岁了,大家分工明确,各自做好分内之事,他不会每天揣着琐碎的事务请我定夺,而是与我商定大方向后,独自妥善处置并提交报告,我很放心。
”他说。
这绝不是想当然的逻辑。
几年前,哥哥汤子嘉身体不适,汤珈铖前往上海替班。
头一个月,用他的话说,“真的快吐血了!”所有人都抱着文件,一个个排队等他亲自批示,连上个洗手间都得忙里偷闲,而事实上,很多决策都应在当事人的职权范围内予以解决。
到了第二个月,他终于忍无可忍,在管理层例会上大发雷霆:“好的员工应该有所担当,资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巩固与提升这种担当。
‘汤臣’以后会聘请更多资深专业人士来管理经营,我和家人的角色是公司的大股东,负责看报表,与大家及时沟通,并分工做出分内的决策。
”
知人善用,统筹得宜,一路走来,汤珈铖的步子迈得很稳,然而最大的挫折是父亲突然离世。
“那是一种家庭、集团瞬间失去重心的感觉。
帮助父亲分担工作,曾经是我最大的精神寄托,父亲离世后,我虽然接手了更多的业务,但却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生活的目标。
”
头一年,一切都那么艰难。
心痛至极的徐枫,甚至需要依赖吸氧才能入睡。
“看到妈妈和哥哥那样悲伤,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倒下去。
我的性格是一定要把艰难的事情处理好,才有资格去难过,缴纳大额遗产税、延续公司业务、安抚妈妈与哥哥,都是比躲在角落里流泪更实际的事情。
”汤珈铖回忆道。
如此一年半以后,汤珈铖才真正陷入了情绪低落,之后才慢慢平复。
最重要的决定
2011年8月31日,汤臣集团旗下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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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建设有限公司”与城投集团旗下“天津金融城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建设的津湾广场7号和8号楼项目正式启动。
继深耕上海20年后,这是“汤臣”首个上海以外的开发项目,也是汤珈铖担任副主席后,集团做出的最重要决定。
津湾广场地处天津和平区,总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
一期项目已建成开业,此次开工的是二期项目中的两栋大楼,地上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业态包括居住型公寓和百货商场等。
另一栋高楼,地上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正在规划中,业态包括高级商务办公写字楼、酒店、酒店式公寓和百货商场等。
说起来,一切源于2010年初汤子嘉收到的一条消息,他闻讯即刻赶赴天津考察,确认津湾广场项目正在招募建设伙伴。
随后,汤珈铖、徐枫及“汤臣”高层亦奔赴天津,最终拍板敲定这笔集团“走出”上海后最大手笔的投资。
“天津金融城开发有限公司非常看重这个项目,希望找到国际水准的合作伙伴,我们很快达成共识。
之后因为要细化诸如土地分割、股份转让等事宜,再加上首次增资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所以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汤珈铖说。
待到合作的消息落实,虽然项目尚未开工,地价就先翻了一倍。
但更多人好奇的是,上海待得好好的,“汤臣”怎么就“折腾”到了天津?
“天津背靠北京,是中国
GDP
增长最高速的城市,定位仿效浦东,
力争打造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这是
‘汤臣’非常看重的。
津湾广场作为
天津十大建设项目之一,地处城市核
心地段,临近高铁站,从机场出来,汤氏百岁家宴(汤王婉琪80岁与汤珈铖20岁合办)(左起:汤太、汤珈铖、汤老奶奶、汤君年、汤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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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票联系在一起。
公认的“成名作”是1998年,时值金融风暴席卷下香港股市一片惨淡,他以母亲的100万本金买进蓝筹股,不到3个月,就大赚40万港元,被香港媒体誉为“小股神”。
“我肯定不是股神,只是自小对金融、数字都非常敏感,读书时最好的科目就是数学。
”汤珈铖说,真正接触股票,源于飞机上读到的一本《李嘉诚自传》,那几个小时里,他被这个传奇商人的经历撩动得异常兴奋,自此之后对做生意赚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十一二岁,当别的孩子都执迷于电玩游戏,汤珈铖已经开始一边摆弄父亲的股票机,一边研究上市公司年报,并时常在家庭内部与父母谈及自己对某只股票的预测,命中率极高。
秘诀在于,选股票时除了动脑子,还得“搭上腿”。
他介绍说:“比如我打算购买恒隆集团的股票,会亲自跑去它旗下的物业观摩,地段好不好?人流多不多?管理层策略是否执行得当。
此外再评估它的现金流、财务状况,判断净值应该是多少,当市场调整期股票大幅低于净值时,就是绝好的投资机会。
”一旦出手,汤珈铖从来不会为短期波动而心惊肉跳,他有把握,基于理性分析的选择从来都不会有太大偏差。
事实正是如此,自15岁“首战告捷”后,他几乎从未失手。
最成功的一单投资,当属2006年买入保利香港股份。
一路都有明显的路牌指引,可见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
”汤珈铖说,得益于建设浦东的品牌积淀,“汤臣”深受政府信赖,一应审批手续也顺利完成,如今正在多方考察其它国家的优质物业,以期呈现高端实用性与时尚美感的经典组合。
至于“迈出”上海,某种程度上是基于集团审慎的投资策略。
金融海啸后,在“保八”经济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泛滥的资金为求保值、增值,大肆涌入房地产市场,造就出一系列“地王”“楼王”,哄抬之下,上海地皮价格持续飙升。
“对‘汤臣’而言,花一百多个亿买块地,的确是有压力的,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向其它城市,放弃追高。
”汤珈铖说。
不是没有铤而走险的方法,但汤珈铖压根不打算尝试。
他说:“为缓冲财务压力,一些房地产企业会发行高额基金债券,最高回报率高达4成。
这分明是在‘玩火’‘汤臣’断不会如此。
目前集团财务状况颇为健康,但在土地增值税以及其它相关政策的制约下,利润空间被大幅度压缩,加之过往的土地项目,除‘汤臣一品’外出售率已超过九成,目前我们正在很谨慎地观望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态度,放慢脚步,适时调整策略。
不过
地产业始终是父亲的本业,不会轻言转型,天津正如当年的浦东,是块蓄势待发的宝地,‘汤臣’愿再为之付诸全力。
”
我不是股神
生意之外,汤珈铖的名字也经常
汤氏百岁家宴(左起:汤太、汤君年、汤老奶奶、汤珈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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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保利集团在香港上市,并计划陆续“过继”母公司资产,当时的股票市值只有二十几亿港币,汤珈铖盘算着,如此雄厚的财团背景加上优质的管理层,没道理会不涨呀!于是,他以一元多的成本价接连购入,直至买进6%的发行量。
这期间由于与保利集团高管熟识,得知对方有大量土地储备后,他更主动提出合作,将未来出品的楼盘用“汤臣”“保利”共同命名。
消息传出,虽然尚未真正推出实体项目,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股价就涨了一倍半。
“不贪心”是汤珈铖时刻提醒自己的三个字,他琢磨着,一
元多的成本价,涨到三元多,是可以抛售的时候了。
“后来的事实教育我,有了长远的前景,可以更淡定一些,这家股票最高峰时涨到10元。
不过眼下大盘低迷,我和其它很多投资者一样保持谨慎观望,期待后年能有所斩获。
”
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如此精于赚钱的汤珈铖,却丝毫不热衷花钱。
他的金钱观念,是富家子弟中少有的节俭与朴素。
“钱累积到某一程度,就不再是数字的问题,赚取的主要是
成就感。
我不喜欢浮夸的东西,觉得带名表、开跑车、坐私人飞机,都没有必要。
朋友买一只4000元的手机会被我埋怨很久,因为九成的功能他都用不到。
至于跑车,我也没兴趣,我很少自己开车,因为驾驶时会非常不专心,总在研究路边的楼盘,太危险了,所以一般出门都由司机接送。
”汤珈铖说。
放眼身边的富豪朋友,汤珈铖觉得,有钱并不意味着幸福,反而有时还制约了幸福。
他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位超级富有的朋友,富有到不敢一个人单独走动。
每次从
饭店包间出来,一下就被8个保镖团团围住,他的视野,只有头顶上方的一个圆圈,实在很可怜。
他不能随意
和朋友吃饭、逛街、看电影,每天上班就想着盖房子、卖房子,回家就躲在房间里。
”
汤珈铖很怕自己也过上这样的日子,所以即便有哥哥和母亲的建议,他也没有带保镖出门的习惯。
“一个
不会和他说话,
又时刻站在身边的人,很怪。
不过我请了一个助理,大家认
汤氏百岁家宴,汤珈铖与哥哥汤子嘉
汤氏百岁家宴(左起:汤子嘉、汤珈铖、汤太、林心如、林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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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12年,彼此有默契。
如果路上真有人袭击我,起码有他可以报警。
”
低调为人,虽然“舍不得”给自己花钱,但只要有机会帮助别人,汤珈铖从不含糊。
“妈妈也不喜欢张扬,所以‘汤臣’的慈善公益活动,从来没大张旗鼓地宣传过。
事实上每次中国遭遇灾害,我们都会出钱出力,比如四川特大地震,2009年莫拉克台
风重创台湾。
”
2008年,恒基集团长子李家杰成立“百仁基金”,集结数十位中国尤其是香港地区的富家子弟,旨在关怀本港弱势群体,尤其向低收入家庭施以援手,汤珈铖亦在基金成立之初加
汤珈铖近照
入其董事会,现担任副主席。
三年来,“百仁”不断努力,义助脑麻痹症女童购置新轮椅;探访上水车祸家属;探访深水血癌家庭;捐资500万人民币援建四川灾区学校⋯⋯每帮到一个人,都让他不断提醒自己,富有是一种责任。
“我出生在香港,这里是世界的福地,没有过多的自然灾害,经济自由,生活便利,氛围民主,法律健全,商业模式成熟,作为一座城市,几乎找不到明显的缺点。
1997年回归后,最大的变化,是内地带给香港的无限商机,这是一个综合效应,联动地产、零售、服务等多元领域。
”汤珈铖说。
用汤珈铖的话说,香港之所以是营商之地的上选,在于它清
晰透明的“游戏规则”。
“香港只收取约17%的利得税,其实泡沫或低迷,均属市场波动常态,哪里都有,只要规则健全,就可以放心经营。
说不定有一天,走出上海的‘汤臣’也会重回香港,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他说。
2013年《新领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