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年国民总收入分析报告及相关大数据

中国历年国民总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大致可把6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①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和发展；②1957-1966 年：开始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曲折前进；③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仍取得进展；④1977-1992年：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稳步、迅速而健康发展；⑤1993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即将跃居世界第二位。

1949-1952年，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1949年比过去最好年份，工业总产值下降50%，农业总产值下降20%，原煤下降48%，原油下降62%，钢下降83%，电力下降28%，棉布下降32%，粮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8%。

1949年农业总产值为326亿元，1952 年达到461亿元，高于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408亿元）；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1952年达到349亿元，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281亿元）。

1952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在三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21.1%。

1952年现代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

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为1950年数字，下同），美国为538.3公斤；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

因此，为了改变中国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极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与此相适应，在投资方面也突出了重工业。

计划规定，五年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是427.4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为248.5亿元，占58.2%，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又占88.8%。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运输邮电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等事业。

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占7.6%，运输邮电部门的投资占19.2%，银行贸易部门的投资占3%，文化教育部门的投资为7.2%。

在五年中，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493亿元，超过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投资总额达到588.47亿元。

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

一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8%，农业增长4.5%；轻工业增长12.9%，重工业增长25.4%。

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

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5%。

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

“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1958至1960年是中国“大跃进”时期。

“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力图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然而，实践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如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如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

从此后，第二个五年计划转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影响以后两年经济的发展。

1958-1962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0.4%，农业净产值年平均下降5.9%，轻工业年均下降2%，国民收入年
均下降3.1%，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4.7%，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降3.2%，在此期间只有重工业年均增长3%。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由24.9%提高到39.6%，直接减少了当年的消费基金；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2.7%，粮食产量减少了1031亿斤，降到1951年的水平，工业和农业产值的比例由5.7∶4.3 变为7.8∶2.2。

1958-1960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55%下降到33.4%；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三年的财政赤字达到169.4亿元，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2%。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难以保证基本需要。

1957-1960年，全国人均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猪肉由10.2斤降到3.1斤。

1961-1963年是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期。

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宣布：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60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对那些缺乏原材料、肖耗高、质量低、经济效果差的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

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

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

与1960年相比，1962年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2.1%降为32.3%。

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压缩了2600万人。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扭转了下降的局面。

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2%，粮食增产250亿斤，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

工业生产形势也开始好转，特别是轻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33.4%提高到1962年的47.2%。

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减少了15%。

1962年同1960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

从1963年起，又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到1965年，经济调整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1963-1965年，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7%和15.5%。

1966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1966年下半年，当时的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

然而，在1966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特别是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控。

如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受政治动乱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构就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1967年和1968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

在文革中，由于政治动乱影响，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经济曾几次大幅度下降。

第一次是1967和1968年的经济倒退。

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 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4.2%。

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了27%。

第二次是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导致这一年经济停滞不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1973年仅增长1.4%和1.1%，而财政收入下降8.4%。

第三次是1975年底开展所谓“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使1976年经济又呈现混乱状态。

1976年同197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则分别下降2.7%和8.5%。

1970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力可能的倾向，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69年的23.2%急剧上升到1970年的32.9%，1971年再上升到34.1%，以后一直维持在31%以上，1970-1976 年年均积累率为32.6%。

高积累是靠压缩人民的消费达到的。

在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三五”计划为54.5%，“四五”计划为52.1%，比“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时
期尚分别高15.8%和13.4%。

在处理内地、沿海工业和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战备和内地建设，使“三五”、“四五”计划中内地建设投资比例分别高达66.8%和53.5%，并强调“靠山、分散、隐蔽”，虽然浪费了大量资金，但客观上缩小了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差距，为内地打下了工业基础。

今天看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国家财政1967-1976 年连年发生赤字，财政赤字累计达65.1亿元。

1965-1975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6%。

1979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

农业税也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

因而就基本上改变了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1982年9月之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全国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开了步伐。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了社会主义企业只能由国家直接管理，不能自主经营的观点，明确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突破了政企职责不能分开的传统观念，明确政企职责分开，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将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为主。

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经济由22.4%提高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成分由几乎为零提高到5.6%。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6%下降到38.7%，集体商业由43.3%下降为35.7%，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2.1%上升到25.6%。

“六五”计划时期，1985年同1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7707亿元增加到1333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总收入由4546亿元增加到9041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加10.8%，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也超了“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年平均增长速度，但低于1963-1965 年年平均增长速度（15.1%）。

“七五”计划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9%，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均超过“七五”计划的要求。

从增长规模看，1990年国民总收入为18718亿元，比1985年增加9677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935亿元，增长规模远远超过以往各个时期。

七五时期经济发展起伏较大，呈现不稳定状态。

初期经济发展处于一种过热状态，后期进行治理整顿，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5年间国民总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最大落差分别为7.4和31.5个百分点。

社会产品物耗率上升，从1985年的57.7%上升到1990年的61.9%；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从1985年的23.8%下降到1989年的16.8%；财政赤字由“六五”计划时期年均25亿元上升到“七五”计划时期年均94.4亿元。

信贷、货币投放一度失控，出现了较明显的通货膨胀。

5年中信贷资金运用增加10686亿元，货币投放量达1657亿元，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计划，而且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

全社会零售物价水平大幅度增长，年均涨幅达10.1%，比“六五”计划时期平均涨幅高2倍。

其中1988和1989年曾分别高达18.5%和17.8%。

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宏观调控能力削弱。

居民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58.7%上升到1989年的62.9%。

在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57.6%下降到1989年的45.2%。

中央掌握的外汇由60%下降到40%。

1993年11月14日召开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

以邓小平1992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国民经济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1989-1991年国民总收入三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8%，而1992-1995年则分别高达14.1%、13.7%、13.1%和9.3%，八五时期年均增长12%。

九五计划时期，由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的通货紧缩影响，年均发展速度只有8.7%，比八五时期低3.3个百分点，也低于一五和六五时期，但是高于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和七五时期。

十五时期，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又重新达到2位数，并且延续到十一五时期的前两年，其中2007年GNI的增长达到13.3%，是近10年的高峰。

2008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GNI增速回落到一位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中国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万元
1929年-2010年中国历年GDP和美国历年GDP、日本历年GDP比较
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