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二十世纪大禹传说研究

第26卷第2期开封大学学报

Vol．26No．2

2012年6月JOURNAL OF KAIFENG UNIVERSITY

Jun．2012

收稿日期：2012－02－17

作者简介：杨栋（1982－），男，山东郓城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上古神话传说。

二十世纪大禹传说研究

杨

栋

（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摘

要：大禹作为古代的圣王，在中国古史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人

神叠合的传说人物，更重要的是，由他而形成的大禹精神、大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对封建国家的政治意识、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学艺术的审美等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大禹传说成为上个世纪诸多学科所关注的对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百年大禹传说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发期（晚清至民国初）、争鸣期（20世纪20至40年代）、萧条期（50至70年代）、繁盛期（80年代以来）。未来，大禹传说研究如能从历史考证、神话解读、文化阐释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解构，则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键词：上古神话；大禹传说；二十世纪；研究回顾；顾颉刚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3X （2012）02－01－06有关大禹的神话传说内涵丰富，涉及上古历史、

文学、民族、考古等诸多领域的内容，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的学者对它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疑古思潮对禹的神格化，亦有传统学者对禹是人这一观点的固守，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史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的相继介入，大禹传说研究可谓异彩纷呈。一些学术大师如顾颉刚、郭沫若、王国维、丁山、徐旭生、刘起釪、李民等都探讨过大禹传说，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论战，但亦在相关问题上取得了不少一致意见。大禹传说研究不仅关涉夏文化研究，而且关涉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研究。同时，大禹传说中的神话观念与神圣叙事，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神话”性结构具有示范意义，对后世文学的叙事情节更具有原型意义。

一、萌发期：晚清至民国初

清晚期，今文经学兴起，疑古辨伪之风再度复

兴。如刘逢禄疑

《左传》，魏源疑《毛诗》和汉《古文尚书》，邵懿辰怀疑《逸礼》等。季廖平、康有为、崔

适等更是大举攻击古文经，而且对古史传说也开始表示怀疑，认为古史传说出自诸子的改造，这种改造

是为了达到他们

“托古改制”的目的。此时，崔述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霾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刘

师培的《崔述传》率先宣扬崔氏之学。民国成立后，西方的治学方法以及新史观的传入，也给中国的古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胡适“把古史缩短二三

千年”的言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反传统的思潮更是不可抵挡。

顾颉刚的“古史辨”应运而生，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把春秋以前称为“传疑时代”。受崔述《考信录》的影响，日本史学界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人亦掀起了疑古思潮。那珂通世曾

向日本史学界介绍崔述《考信录》，并校点出版了《崔东壁遗书》。他的学生白鸟库吉于1909年发表

了《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

拜”［1］

。之后，白鸟氏相继发表了

《关于中国（支那）革命史的说明》、《〈尚书〉的高等批判》

、《儒教的源流》、《儒教在日本的顺应性》等文，续申其说，坚持

尧舜禹“绝不是真实的人物”的观点。支持白鸟氏观点的有桥本增吉、青山公亮等人。桥本增吉曾著

《书经的研究》，专门反驳林泰辅；青山公亮有《白鸟博士的

“周代古传说的研究”》。而继承与发展白鸟氏观点的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因为日本

学界的疑古思潮如此浩大，所以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古史辨思想即来源于日本的疑古思潮［2］。在日本学界，亦有对“尧舜禹抹杀论”提出质疑者，如林泰辅，他在1911年发表了《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后又发表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对白鸟库吉之说进行了反驳。

二、争鸣期：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

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禹为动物，出于九鼎”。后来，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坚持“禹为动物”之说，但放弃了“出于九鼎”之说。后又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样一个假定，并列举了九项理由。但1937年写《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时又放弃了这一假定，提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禹原为戎的宗神，随着九州、四岳的扩大，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进而又演化为三代之首君。

此后，顾颉刚在与童书业合写的《鲧禹的传说》中，对鲧、禹传说的来源及其演变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认为：在《诗》、《书》中，禹的地位是独立的，事迹是神化的；禹与夏没有关系。战国以后，禹才被说成是夏代始王；《山海经》、《天问》中鲧禹已成父子，《国语》和《左传》中鲧与夏亦发生关系。鲧、禹治水起初都用“堙”、“填”的方法，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待帝命”，而非“湮洪水”。鲧防洪失败、禹疏洪水成功的说法是战国以后才出现的，这是因为战国时出现了筑堤防洪和疏水灌溉两种办法，筑堤害多而利少，疏水则有利而无弊，由此防洪水的故事便渐归于上帝所殛的鲧，而疏洪水的故事就归于上帝所兴的禹了。

“古史辨”派学者对顾颉刚有关禹传说的观点纷纷撰文响应，如丁文江《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胡适《论帝天及九鼎书》、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等。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四篇《禹、勾龙与夏后、后土》中，对禹与勾龙、禹生于石与娶涂山女、禹征有苗等进行了研究，认为鲧是东夷的神，禹是西夷的神。丁山的《禹平水土本事考》①对禹的诸多事迹进行了考辨，但多把这些传说还原为神话。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在谈到禹时，说：“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不过春秋以前书中，禹但称禹，不称夏禹……盖禹是一神道……夏后氏祀之为宗神，然其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若匈奴号为夏后之裔，于越号称少康之后，当皆是奉禹为神，于是演以为祖者。”②［3］这些论说基本上沿袭顾颉刚的观点。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把顾颉刚研究古传说的方法进行了总结，认为顾颉刚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的；同时认为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实来源于崔述，并称其为“剥皮主义”，崔顾二人所不同的是，崔述剥古史的皮，只剥到“经”，而顾颉刚剥得更深，还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另外，卫聚贤《古史研究·虞夏篇》对尧舜禅让与禹治洪水进行了探讨，吕思勉《唐虞夏史考》中亦有“共工禹治水”之论述。

茅盾指出：“中国神话在最早时即已历史化，而且‘化’的很完全，古代史的帝皇，至少禹以前，都是神话中人物———神及半神的英雄。”“和羿一样，禹也是古代神话中为民除害的半神英雄。”“至少禹以前的，实在都是神话。如果欲系统地再建神话，必须先使古代史还原。”［4］与顾颉刚不同的是，茅盾是为了系统地研究神话传说而建立起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是把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③。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反对顾颉刚的观点，他们固守着传统的历史观，认为顾颉刚抹杀了尧舜禹的地位。如胡堇人、刘掞藜、柳诒徵等人就纷纷撰文，对顾提出批评。1925年4月，杨荫麟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中认为顾颉刚使用默证法过多，不足信。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说：“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同时，对顾颉刚著作的影响也给予了肯定：“顾君之书虽未求得结论，而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响，而其地位已感其动摇，则此书势力之大亦可惊矣。”［5］1944年，钱穆与及门弟子姚汉源合作完成《黄帝》一书④，内有一章《禹的故事》，其叙述简洁而通俗。钱

①

②③

④该文写于1939年，后来刊载在《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又载于《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另外，丁山所

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虽完稿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30年代已成雏形。该书用比较神话学的理论对上古神话传说给予了深入的论析，其中含有不少大禹的传说。

顾颉刚读到傅斯年这段话时说“此说助我张目”，见《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第2094页。

类似文章还有冯承钧《中国古代神话之研究》，载于《国闻周报》，1929年，第六卷，第9－17期。这些论著，可以说把“古史是神话”这一命题确定了下来。

钱穆在该书《弁言》中云：“因口述大耑，嘱及门姚君笔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