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研究综述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研究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而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独创性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颇为活跃，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还引起学界长期的争论。有人统计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争论文章至今有不下两百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有十多篇的相关论文发表，可谓硕果累累。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

在这些文章中，相当一部分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对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伟大贡献，并把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视为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标志。还有部分文章在中国革命道路的表述、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经过几年的研讨，在多数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但也不乏分歧。

1.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内容和表述的研究

过去曾将中国革命的道路笼统地表述为“红色政权的道路”或“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尽管有根据，但并不确切。多数学者认为对中国革命道路比较确切的表述，在内涵上必须反映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特点，就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先占农村后取城市。因此学界认同的表述有：“以武装的农村包围并且夺取反革命占领的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现在学术界一般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翟作君、邬正洪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2、红色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几个概念的关系

过去的党史讲义常把红色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几个概念划等号，80年代以来经过学界的探讨，一般认为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将之割裂或混同都是不对的。

红色政权的概念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所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而来。然而“红色政权”是一个外延宽广的概念，

如法国巴黎公社、俄国苏维埃都可以称为红色政权。因此红色政权道路不能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

刘保全认为红色政权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一个总体的两个部分。后者是这一理论的主体，它标志着这一理论已经成熟，红色政权理论则是其萌芽状态。二者在概念方面有一致性，但实际上又互相区别。（刘保全：《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道路的起点》，《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工农武装割据”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区别在于：从内容上二者是有区别的；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开辟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形成的实践看，把二者混同不符合历史事实。两者的相互联系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首先经过工农武装割据，否则农村包围城市就无从实现。同时，只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才能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最终目的和归宿。（阮银甫：《对〈评蔡和森的两湖根据地思想〉的一点质疑》，《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4期；秦益珍：《“工农武装割据”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二者不能等同》，《理论教研》1984年第2期）

3.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和标志

史学界对这一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问题有较大分歧，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认为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实际上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农村，从而形成了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等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二，盖军认为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反对本本主义》到罗坊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形成。理由有三：（1）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核心问题是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强调了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显然是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2）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力量最主要依靠农村的红军。毛泽东认为只有创造一支为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服务的工农红军，才能“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3）毛泽东指出抱定六

大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本本”是错误的。

因此虽然文章中没有党的工作重心、农村包围城市的字句，但这些思想是清楚的。（盖军：《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研究述评》，《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

第三，有学者认为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这是因为：（1）该文明确提出要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从而也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2）该文强调指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而全面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走道路的依据。（3）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4）批判了在红军弱小时就要攻占大城市“左”倾路线和教条式地搬用苏联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长期的反复进行，直到“敌强我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时”，这个反复就结束了。（贾蔚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

第四，有学者认为1938年到1939年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是这条理论形成的标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然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然没有明确作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结论。而《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才第一次明确的把先占农村，后取城市作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了出来。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最终完成。（张玉鹏：《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此外，有不少学者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概括。郑德荣《略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一文认为这个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袁继成则认为此理论的形成经过了五个发展阶段。

在此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对具备哪些内容才标志道路形成看法不一致，对道路内涵认识不一，自然导致在道路形成时间上看法不同；二是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是否有了农村中心思想有不同看法；三是对毛泽东1930年5月至10月的实践有不同看法。（刘晶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