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郊区化

3.城市化的新阶段——郊区化时期(1920年至今)
1920年以后，美国城市化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

不同于欧洲的郊区化，美国的郊区化是从城市核心向外自然扩展，其推动力是商业利益和消费偏好，即城市管辖范围随着微观个体包括各类企业、居民户、政府区位向郊区转移自然向郊区延伸。

另外，美国政府在此期间的洲际公路计划以及住房补贴政策也有力地推动了郊区化进程。

郊区化促进了美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同，缩小了城乡差别i也造成了老城中心的衰落。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中心的经济状况有所恢复。

以二战为界，这一时期可分为两阶段，即郊区化开始(1920年—1945年)和郊区化加速阶段(1945年至今)。

郊区化开始阶段(1920年—1945年)的特点可用图1说明：其中D x=D0e-bx 代表密度梯度公式，表示距城市中心距离变化与产业或人口密度变化的关系。

事实表明，与城市中心距离每增加一单位，产业或人口密度曲线以固定的百分比下降。

公式中参数b表示密度曲线的斜率。

图1是EdminMills用上述密度公式去拟合历史数据，得出的1910年—1963年各个时期的密度曲线斜率的变化趋势，可见密度梯度曲线在1920年—1945年间是逐渐趋于平坦的，即在这一时期，人口以及制造业的区位在市中心附近的集中的态势已经发生改变，距离中心比较远的区位越来越受到人口和产业的青睐，出现郊区化趋势。

从图1还可以看出，人口郊区化时间比较早，至少在1880年就开始了，而制造业就业的郊区化速度，在1920年—1948年间比较慢，随后加快。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人口以及产业郊区化趋势并不很明显。

相比较而言，1945年以后美国的郊区化更值得探讨。

二战后，美国大都市区的郊区化加速，有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市中心日益凸显的劣势所致，如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生活质量下降等。

这种观点认为郊区化的实质是逆城市化，强调市区与郊区的分离与对立。

但笔者认为，郊区化是由于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产业结构、交通运输技术、通讯技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郊区优势日益凸显的条件下，城市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重新分布的必然结果，郊区化的实质是城市功能在地域上的横向延伸或大都市区化，其强调市区与郊区的联系与合作，符合美国郊区化发展现状。

这一时期城市化的特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明显(如表2所示)。

平均人口密度由1950年的6536人／平方英里，减少，到1990年的3783人／平方英里。

第二，从人口和就业岗位的比例变化看(见表3)，1950年到1990年，城区人口比例以及就业岗位比例一直下降，而郊区人口以及就业比例却持续上升，这反映了人口郊区化以及产业郊区化的趋势。

第三，从都市区的数量以及人口分布变化看(见表4)，1940年，美国有138个都市区，占美国人口的51%。

但在1990年，美国都市区的数量上升到335个，其人口份额升至77.5%。

可见，郊区化加速导致都市区数量以及规模不断扩大，郊区化过程与都市区化过程是一致的。

这一阶段美国郊区化加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汽车的普及，促进了人口的郊区化。

郊区化初期，迁往郊区的人口仅限于富人和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的工作地点仍然在城市，因此与中心城市保持着较高的通勤率，此时的郊区只有居住功能，没有就业和商业功能。

二战后，由于州际高速公路建设以及私人汽车的普及，人们的活动空间迅速扩大，美国人口大规模郊区化成为可能。

据统计，早在1930年，美国就已拥有汽车2700万辆，达到每千人拥有211辆汽车；二战后，汽车量逐年上升，由1960年的6200万辆上升到1990年的15700万辆，每千人拥有的汽车量增加至631辆。

自汽车普及后，城市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展至郊区，郊区逐渐成为就业和商业发展的次级中心。

二是交通运输技术改善，促进工业区位向郊区转移。

20世纪20年代以前，制造业的市内商品运输主要依赖马车，而区际大部分原材料和产品运输依靠铁路。

二战后，由于公路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州际公路网的全面发展，使得卡车的
运输成本相对于马车以及火车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公路运输使得工业区位选择范围大为扩展。

三是联邦政府实施了有利于郊区化的政策。

比较显著的是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和住房贷款政策。

在此政策作用下，环城公路周边的廉价农地成为建设郊区住宅、商场、工业园和停车场的理想地段，促使城市中心的人口和产业向郊区转移。

美国政府采取的低首付、固定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政策和相关的配套政策，对战后第一批郊区住宅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的郊区住宅模式——莱维敦就是那时诞生的。

此外，这一时期的税收政策也使得购买郊区住宅更加容易，联邦政府允许房屋所有人从他们的税收收入中扣除全部利息支付财产税，由于联邦所得税的累进性质，这意味着高收人家庭购买郊区住宅更加容易。

20世纪50年代，美国又提出了在郊区建设小城市的建议。

60年代以后，美国又实行示范城市试验计划，实现分散型城市化。

这些城市政策实际上都有力地推动了郊区化进程。

郊区化的加速缩小了城郊差别，促进了大都市区的形成，也造成了中心城市不同程度的衰落。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郊区化缓解了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改善了城市生活质量。

更为重要的是，中心城市在人口和产业外迁，经历“产业空洞化”的阵痛后，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完成了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换和升级。

中心城市的居住、生产职能逐步削弱，而其流通、信息等服务性功能趋于强化，成为信息交换和经济决策中心。

中心城市功能的转变使其逐渐摆脱了衰落困境，走上了复兴之路。

二、美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总体评价
美国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城市化，截至20世纪末期，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纵观美国的城市化进程，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可以发现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总体性特征。

1.内生作用为主的自我发展
不同于中国的城市化甚至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美国城市化进程较少受外生的、偶然的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战争、自然灾害、行政干预等，而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美国区域发展阶段看，建国之初，经济活动偏于东北部。

19世纪初期，商业贸易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促进了东北部的繁荣；内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鼎盛阶段，中西部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重工业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太平洋沿岸后来居上，成为高科技聚集区，落后的南部也随之异军突起。

在区域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中，城市规模逐渐由小到大，形成了城市体系、大规模郊区化，直到大都市区的不断扩展。

美国区域发展由发散到收敛的过程以及城市空间形态由点状、线状再到面状的发展过程无不体现出内生性特点，虽然期间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城市化的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只起辅助作用，其主导因素还是内生因素，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交通运输状况改善等。

2.跳跃性与渐进性并存
美国没有悠久的历史，当欧洲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它还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地域仅限于大西洋沿岸。

独立战争后，其领土逐步扩展到太平洋沿岸。

东北、中西以及南部地区，因地理位置优越经历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而美国独立后逐步取得的西部领土，当时只有印第安人居住。

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决定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不象东部地区那样，走传统的农业垦殖先行，而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循序渐进式道路，而是超越农业发展阶段的跳跃性城市化，这主要基于西部的特定环境。

首先，西部开发之初，矿业开采先行，矿业营地便成为城镇的雏形。

这里是投资者、工人和商人的集中地，随之为采矿服务的各类行业也应运而生。

为维护治安，各类管理机构也相继产生，营地呈现了
城市文明的初级阶段。

不可否认，大部分采矿营地随着矿源枯竭而逐步消失，只有少数日后发展为固定的城镇。

然而，在此过程中，城市文明并未随之而去，反而在人口的流动当中得以繁衍和升华，为以后城市的大规模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城市化不仅与工业化同步，还与西部开发同步。

正是由于这种跨越农业社会的跳跃性特征，使美国西部城市化不用背负历史包袱，其发展迅速，很快超越东部成为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3.要素的流动性以及人口分布的均衡性
美国城市化另一典型特征是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最为明显。

人口自由迁移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天生好动和勇于冒险的性格，但更重要的是铁路网、公路网建设以及汽车的普及。

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人口迁移方向也不同。

在集中城市化阶段，人口主要从农村迁向城市，而在郊区化阶段，人口又从大都市区内的市区迁向郊区。

从人口的区际迁移的角度讲，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东北部和南部地区迁向中北部和西部，美国一百多年来的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在地区分布上趋于均衡，西部和东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20%左右，而南部和中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30%左右。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美国工业以及城市的地理分布由工业化初期的不均衡性，在内战后逐步走向均衡的过程。

人口自由流动促进了美国的城市化，人口区际迁移过程与美国区域发展以及城市化由发散走向收敛过程刚好一致。

三、美国城市化历史的启示
美国城市化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脉络清晰的阶段性特点，也呈现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经历的相同的“S”形曲线，这是美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共性所在。

无论是共性还是个性，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对我国城市化有所启示。

1.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为城市化提供持久动力
在2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美国走过了工厂手工业时代、制造业时代和信息产业化时代。

其经济中心从东部向西部、南部依次推进，区域经济由不均衡走向相对均衡。

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为美国城市化提供了持久动力，一个产业带衰落了，另一个产业带随之兴起。

棉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飞机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相继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

美国城市化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表明，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

从整体上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渐趋减弱，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兴起，将会继续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美国的工业化率在195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是城市化率仍持
续上升，说明服务业在1950年代后逐渐成为美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对城市化率的提高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人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促使城市化率上升，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

据统计，截至20世纪末期，美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几乎达到制造业就业比重的3倍，这对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城市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固化，缺乏弹性和持续性，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以及产业结构趋同，第三产业严重不足等。

另外，一些城市的主导产业的萎缩往往导致城市的衰落，影响城市化进程。

对我国而言，城市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并非一味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城市产业承担着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而一味追求产业结构升级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

因此，我国要促进城市化，城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就业于城市的需要。

2.充分发挥大都市区的作用
美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都市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为代表的三大都市带的GDP占全美国份额的76%，这是美国多年推行大都市区经济的结果。

从我国目前的状况看，推进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为了建设大都市区，发挥大都市区经济的龙头作用。

目前，虽然区域经济有所发展，但由于受行政区的限制，还没有在城市之间形成合理分工、竞争有序的产业体系和公共设施体系，其经济增长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以2002年的数据为例，我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冀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使政府在跨行政区划的规划方面发挥协调和引导作用，从而使我国的大都市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刺激郊区的发展
美国政府对郊区化实行政策鼓励，其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城市空间对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郊区化的作用下，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逐渐发展成了多中心，形成了大都市区，带动了广大地区的发展。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城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采取有力政策，使得中心城市职能发生转变并逐步走向复兴。

我国的城市化处于发展阶段，郊区化处于萌芽阶段。

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将城市郊区化纳入城市整体的长期发展规划中，建立正确的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积极引导城市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同时，在郊区化发展的同时，要提高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功能，发挥其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作用。

4.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合理解决老工业城市的衰退问题
二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服务业的比重日益增加，而传统制造业的附加值越来越低，这一变化必然造成传统制造业集中的东北部以及中西部城市开始出现衰退，成为所谓的“冰雪带”。

美国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复兴这些老工业城市，如利用高新技术复活重要的制造业，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振兴衰退的老城区，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变老工业城市的单一工业布局等。

得益于这些措施，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处于“冰雪带”的老工业城市开始重新崛起。

目前，我国东北老工业城市的衰退比较明显，尤其是资源型城市，在33个资源型城市中，近三分之一处于萎缩状态。

东北老工业城市的振兴可以借鉴匹兹堡、克利夫兰等美国老工业城市的复兴经验，如培植自身优势产业，推动合理的工业布局；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等。

四、结论
美国城市既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又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产儿，从这点来说美国城市化的历史几乎等同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这意味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伴随工业化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区别。

此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其中涉及的因素纷繁复杂，只有从这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离出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对我国的城市化有实质性的帮助。

因此，美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

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来阐释美国城市化的历史及其特征，得到的几点启示可能并不全面或者略显宽泛，所以未来的研究仍需要从中美城市化的对比以及两国的同类城市发展个案入手，得到更有建设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