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限牌”事件评论

面对拥堵交通和严重雾霾，我国一些大城市对车量做出政策调控，如“限牌”，不是不可以，不是不能试行。实际上，不少百姓对此理解或支持。可我们担忧的是目前这类操作的政府决策过程、运作形式、解释力度和实际效果。提醒注意和改进。

担忧之一，政府诚信再次受损，并殃及主流媒体公信力。杭州“限牌”是谣传，就在2014年的杭州市两会上，相关领导还明确表态限牌“尚未提上议程”。可“限牌”却从天而降。这个过程与此前的广州和天津做法类似。人是经验动物。昨日一些报道，看了让人难受，也觉可怕。许多信谣者抢买了车，沾沾自喜；坚信政府的人却后悔不迭。人们从此会得到什么教训？对政府说法“逆向思维”的人为何总是获利？现代政府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诚信法治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更是全社会做人做事诚信的示范者。对当前中国诚信的建设和坚守，政府要付首责。辟谣，甚至誓言旦旦地说“不考虑”，却突然来个“空降式限牌”，这对政府诚信的杀伤力不可轻视。而且，这不是一城一地的事，会有很大的波及。昨天，有记者致电南京市交管部门。回应说：“关于南京是否限牌，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消息。”可人们对这话很有疑问，或不信。

担忧之二是限购变促销。政府出台此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和减少一地汽车保有量来治理拥堵和污染，即“以时间换空间”，本意是好的，长远看，或许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眼下，显然成了大促销，由于政府人为造成的“紧缺”和“稀罕”，刺激和激活了车市，使原本有些购买梯度或先后的消费行为演变为爆发性和非理性抢购，反而一下子搞乱了车市，使拥堵之地，甚至更大范围里瞬间大量提升汽车保有量，治理拥堵和污染的设计也就落空或情况更糟。这次杭州又出现此前大城市机动车限牌令公布后的“盛况”，各汽车销售店买车像“买大白菜”一样。记者采访发现，不会开车的，还没驾照的，原本不准备现在买的，都在抢购。昨日报道，由于杭州“限牌”，南京不少汽车4S店内，前来购车的市民增多。不少车商都在调整货源储备，如果车市太火爆了，优惠价格会取消。这类“挤压式营销”到底是减车还是增车？这种爆发式购买与采取控制总量有何关系？有人算过这笔账吗？

担忧之三是突然成即兴。这类“限牌令”发得十分突然，事前没有与民间的意见互动，如听证。据说，此举是为了“防腐”。可这样做有效预防了“内部人效应”吗？4S店普通工人都提前得到了信息，制定此政策的政府官员及亲朋好友没有捷足先登或囤积在手？这样的“突然”，如是“即兴”，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和建设阳光政府的要求？在配额指标管理中如何体现对普通消费者的公平和方便，并不会让他们付出额外的“租金”或“佣金”？如何让国内买车不会沦为买“世界上最昂贵的铁皮”？如何体现公民共同享有的“路权”？这些都应是政府发出“限购令”之前要考虑周密的问题，“即兴”肯定不行。程序要公平透明。

担忧之四是干预成惯例。有人说，过去全部靠票，现在又靠摇号。这不是简单的发牢骚，折射人们对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担忧。套用马云吐槽：“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让你买车的可能不是需要,而是一块牌照”。目前中国车市大致运行良好，百姓何时买车买什么车，心中有谱，这时政府就不需要过度干预。而当市场真出现问题时，政府可发挥它宏观调控的作用。但是，这种政府干预显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颠覆市场原则，政府调控的政策理性应以市场为前提。

担忧之五是懒政成借口。大城市突然发一个强力干扰市场规律的“限牌令”，在治理拥堵上真的有用吗？此前我国发过此令的城市在治理拥堵和污染上都未见显效。在治理拥堵和污染上，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如大力发展价廉便捷公交、开拓自行车道、优化道路交通、使用低污染的能源等，这才是限制人们购车愿望的高招，而车市在多数情况下就让它按市场规律发展好了。我国香港没有发过汽车限购令，因为香港政府大力发展公交，实现了公交出行对私家车出行的高替代率，减低了人们购车的必须性。周润发在回答他为何总爱坐公交车时就说“太方便了，太舒服了”。丹麦哥本哈根也没有发过汽车限购令，因为城市有非常好的自行车道，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骑车出行。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