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化成败之因探究

收稿日期:2011-05-15

作者简介:蓝丽(1986~),女,山东青岛人,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日近代化成败之因探究

蓝 丽

(鲁东大学,山东烟台 264025)

摘 要:中日两国在相同的背景下,被迫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走过了一段极为相似的道路,即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却成功了。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素质和国际环境因素。

关键词:中日;近代化;成败;原因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08(2011)07-0098-03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先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开港通商,由此踏上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大致走过了一段极为相似的道路,即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入手,再到变革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结果与成效却截然相反。造成这样的结局并不是一种偶然,究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多种原因。

一、政治因素1、制度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政权以及任何官员都要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约束,不可能也没有自由从根本上为改善统治而进行变革。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改革或变革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否则就会被强大的封建势力所扼杀。而统治者必然会对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改革和变革加以支持,反之则万般阻挠。戊戌变法正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而真正握有实权的皇太后从变法一开始就加紧部署策划,准备政变。因此,得不到最高统治者支持的改革派不可避免地被联合起来的封建反动势力所绞杀。

在日本,实行的是分封制,将军之下有大名,大名之下有家臣,家臣之下又有武士,集权之中有分权,并且各大名在其领地内有行政、军事和司法大权。因而在这种制度下,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一些。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长洲、萨摩等西南诸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日益强大起来。这些藩中不满等级制度和扣发俸禄现象的下级武士通过改革掌握藩的实权以后,其所在的藩就会成为倒幕的根据地。由一藩改革引导多藩改革,日本正是通过西

南诸藩的改革为倒幕运动积聚了经济和军事力量,最终取得了倒幕运动的成功。

2、领导主体的差异

在日本,中下级武士中的精英分子不仅充当了本阶级的领导主体,而且成为整个倒幕运动乃至明治维新的领导主体。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曾多次亲自出访西方国家考察学习。例如 明治四年11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使节团出访世界。 他们有着开阔的视野和百闻不如一见的经历,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军事才能和文化素养,具备了领导深刻社会变革的能力,再加上他们的睿智和变革过程的条理有序,其结果当然是成功的。

在中国,维新主体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们毕竟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缺乏变革所需要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并且,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变法前从未出过国,对西方的了解仅局限于传教士的出版物和在香港殖民管理中的见闻。因此,在变法过程中缺乏开阔的视野和必要的才能,盲目乐观,操之过急。康有为就曾乐观地对光绪帝说: 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实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二、经济因素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的强大还在于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于是洋务派打出了 求富 的口号,创办近代企业以发展经济。但是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这决定了洋务派把西方近代企业

社会学研究

J ournal of Jili n Radi o and T V University No.7,2011(T otal No.115)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年第7期(总第115期)

引进中国也只能将其根植于封建土壤之中,受制于封建制生产关系。同时,洋务派兴办了一些 官办 的军工企业和 官督商办 的民用企业,这事实上是官压商的一种手段,阻碍了近代企业的发展。并且,当经济近代化进行到由官营向民营转变的关键时期,洋务派始终没有改变 官办 、 官督商办 这些阻碍民间资本发展的形式,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还采取了排斥、勒索、吞并的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在经济近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在日本,殖产兴业政策实施初期,明治政府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大批官营企业和半官半民企业,这与中国洋务派的做法是类似的。但是,当经济近代化进行到由官营向民营转变的关键时期,日本明治政府采取了与洋务派截然不同的做法,迅速地将这些企业以低价拍卖和出售给民间,扶持民间资本,给予新兴企业家门提供贷款和捐助。经过这一关键性的转变,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民间资本在政府的扶植下迅速发展,并最终于19世纪90年代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三、文化因素

1、对待西方文化态度的差异

中国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国人以中华为自豪,因而形成了对外来文化的轻视和不屑。郭沫若曾说过: 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往往视欧美为夷狄,对于西方的新文化是不易接受的。这在变革时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日本传统文化的负担没有中国重,易于学习外来文化,所以走得较快。 因而,当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他们必然受到顽固派的压制和诬陷,其思想也难以形成一种潮流。

在日本,文化负担没有中国那么重,因为日本自古就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他们能够认识到西方文化远远优于日本文化,愿意去学习。日本的维新派对向西方学习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于外来文化中只要有好的东西,他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过于排斥,而是加以吸收利用。所以学习西方成为了当时一股强有力的新思潮,为其近代化的成功提供了思想准备。

2、学习西方文化内容的差异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的差距逐渐拉大。中国是在洋务运动中才开始有计划地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大量引进西方生产船炮和枪支弹药的技术和设备,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但是洋务派始终坚持 中体西用 的思想,李鸿章曾说过: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因而,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以学习器物为主,出国的留学生也只是更多地去学习西方的造船、航海等技术,而对制度、文化等这些核心的内容却没有学习,所以只是学到了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已。

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进一步学习西方的制度、政治等核心的东西。日本派往考察欧美各国的这些精英分子,他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挖掘到西方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伊藤博文曾说: 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越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可见,日本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风俗等的重要性,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也是这么做的,因而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四、国民素质因素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亲眼目睹了日本的进步,也找到了中国落后于日本的种种原因,他深刻地抨击了中国的国民性。诸如 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制力之欠缺、团结力之相差 等。 可见国民性也是导致中日近代化殊途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中国从领导阶层到各级官员自私自利,缺乏国家思想,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进入权力巅峰的慈禧,其每日的铺张浪费是非常惊人的。据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约是纹银4万两。如果将这个数字折成实物,可购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个月的费用,就可以买到一超级主力舰。一年的费用,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更为甚者,慈禧为了颐养天年竟然挪用海军军费三千万两修建颐和园。试想如此腐败的领导者怎会领导人民取得成功。相反,在日本,明治天皇每年从供应皇宫开支的内库拨款30万日元,以补助海防。并且,他还亲自带领捐款,从自己的薪水里捐款建造军舰,在其影响下,皇后也将部分首饰捐出,变卖后用于购买军舰。满朝文武更是受之鼓舞,将薪金的十分之一都用于建造军舰。因此,在这样爱国、廉洁的领导者的领导下取得成功也就没什么可疑问的了。

第二,中国国民一向骄傲自大,藐视自己以外的文化。因而,难以吸收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活在自己已经落后了的文化中洋洋自得。所以,在近代化的进程中被其他国家甩在了后面。而日本是一个谦虚的民族,他们自古就能将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转为己用,而从中加以创新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且,他们友好地对待聘请的外籍人员,谦虚好学,得到了外国友人的好评和真诚地指导。

第三,中国国民从总体上来说缺乏一种进取冒险的精神,普遍存在着一种惰性,往往安于现状。一些人习惯于受奴役的现状,一些人满足于其高官厚禄的生活,因而都不考虑甚至不希望接受新事物。而日本是一个富有进去冒险精神的民族,他们敢于接受新事物,从事新活动,就像乘坐 咸临丸 横渡太平洋,进取冒险精神就是他们的动力。

五、国际环境因素

中日两国虽然同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但日本的处境比中国要好得多,甚至受惠于中国。(下转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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