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两个主题因素对立论文

试析长恨歌两个主题因素的对立

摘要：本文认为爱情和讽谕仍是长恨歌中两个对立的重要主题因素。重点分析婉讽说和罪情美说，找出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中，对作品兼有政治批判和爱情审美两种对立因素的共同认同，并从这一认同出发，探索两个对立主题因素存在的原因：时代背景对创作主体的影响，两股合理力量悲剧式的较量，作家人格心理的矛盾，以及文体的自由与文人写作的失控。

关键词：长恨歌；主题；对立；原因

中图分类号：i04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18-02

《长恨歌》的主题研究从唐至今是一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周相録以二十世纪为界，认为二十世纪以前的《长恨歌》研究主要有表现李杨爱情或有所规讽、有益劝戒这两种观点。二十世纪以来，则出现了隐事主题说、讽谕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相似的张中宇概述：“综观《长恨歌》主题讨论……较有代表性的20余种，可分为六类。一、爱情说。二、隐事说。三、讽谕说。四、感伤说。五、双重及多重主题说。六、无主题与泛主题说。”但是，爱情和讽谕仍是文本中两个重要主题因素之所在。

由此，张中宇提出了婉讽主题说：“婉讽主题认为《长恨歌》是动之以情，婉劝帝王……描写李、杨深情极有利于表达婉讽主题，因为爱得越真、越深、就越珍贵，失去的就越多，破坏就越重，对

帝王的震动就越大，教训就越应汲取。表达婉讽主题需要表现真挚的感情，尤其是刻骨铭心的感情，讽劝才更有力度，对帝王才更为有效。”婉讽主题说抛弃索隐的方法，纠正爱情主题说或讽谕主题说的两种极端，克服双重主题并列折中的缺陷，取讽谕为最终回归的立场，兼顾文本中“婉丽多情”的表达，试图在情理的解释之下，将两者融合成一个整体。无独有偶，罗漫把解决问题的视角同样放在了讽谕与爱情这一焦点之上，他将讽谕需要达到的道德和政治批判目的，与追求爱情所达到的美和情的审美境界当成一对两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批‘罪’愈烈，‘美’愈强化，‘情’愈加深。这种可作双向解读的歧义，使得《长恨歌》的严厉批判消解为批判无力。随着杨妃之死，诗情全面汇聚为单纯的审美。”可见，罗漫坚持爱情说的立场，将讽谕批判作为在矛盾中激化爱情的反力量，最终被爱情消解和淡化，也在情理的解释中“从政治、道德的批判走向理想人性的审美”。

比较两家论证的过程，可以看到不同的论证方向。在张中宇看来，爱是引发罪的原因，爱得越深，罪就越重，讽谕的效果也就越好。而在罗漫的文中，罪是表明爱的深刻，罪越重，就表明爱得越深，情也越美。两难的抉择才是此诗长恨之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承认了作品中讽谕与爱情的两种主题因素的对立，并为处理这一冲突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将其调和起来，并不厚此非彼。

然而，吴增辉放弃了一体化的合情合理的整合，从时代背景对创作主体的影响来说明存在主题因素对立的原因，认为冲突和对立

仅仅是作者的一种不自觉转向：“安史乱后……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因此“根深蒂固的盛唐情结不可能让白氏将讽谕进行到底，对盛世完美性的维护始终约束着白氏批判的锋芒，于是预设的讽谕主题便同盛世情结纠缠在一起，并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被对盛世的追怀所淹没。”

但是，时代背景还不能完满地解释这一问题，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原因：

一、长恨：两股合理力量的较量

白居易所书写的是帝妃之间较为罕见的真爱，其好友王质夫称之为“希代之事”。这一题材本身就存在着一对冲突。在儒家观念中，帝王的身份需要担负治理国家、掌管天下的重任。而且君主还要压抑或适当放弃个人的情爱，以成就国家大业。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帝妃之间偏偏又存在普通男女的挚爱之情，爱的专一、纯洁与深刻，达到了可以抛弃一切的地步。这从情感的角度说也无可厚非。两种片面的正确力量的冲突，就展现了类似悲剧的倾向。

黑格尔认为悲剧所表现的正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就各自的立场来看，互相冲突的理想既是理想，就

都带有理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都是正确的，代表这些理想的人物都有理由把它们实现于行动。但是就当时世界情况整体来看，某一理想的实现就要和它的对立理想发生冲突，破坏它或损害它，那个对立理想的实现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它们又都是片面抽象的，不完全符合理性的。

由于诗歌体裁对情感纯化提升的要求，作者需要把这一对冲突推向极致，才可能展现情感的奇观，也就增加了两股合理力量之间较量的升级。文本中一直贯穿着这一矛盾：从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将君王与国家，朝政紧扣一起，又在其中加入了“重色”、“春宵”这样表达爱情的词语，展现了两股力量对比的焦灼。

二、两难：作家人格心理的矛盾

唐代开明的社会风气和科举制度造成作家人格心理的矛盾。一方面，白居易身上有传统文人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政治追求，而参加科举考试则是实现这一追求的最佳路径。“他在元和元年四月，以很高成绩通过皇帝特设的制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及第，结果被派到盩厔县任县尉。”所以，对政治的追求和儒家文人的心态的影响，势必会用道德的角度产生对李杨爱情的讽谕。然而，白居易又以风流才子自居，并有“一篇长恨有风情”评价长恨歌的创作，胡可先，文艳蓉认为“白居易笔下的‘风情’一词应指文人诗酒妓乐的风流生活，他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自得，常在诗中反复表现出对年长而风情少的慨叹和遗憾。”因此，作者对李杨的爱情又

有深切的同情和歌颂。所以，文本中存在两个对立的主题因素，可以看作是作家人格心理的矛盾在作品中艰难抉择的表现。

三、失控：文体的自由与文人的自觉

《长恨歌》作为一种歌行体，在书写上比传统律诗更为自由。叶嘉莹认为：“白居易的这种形式跟风格为中国后来的诗开创了一条路子。……白居易所继承的，是他篇幅的长短可以铺张的自由。还有就是他叙写一个故事的这样一种作风。”也就是说，歌行体摆脱了篇幅长短的束缚，加入了叙事的因素，可以和传统诗歌所注重的纯粹情感抒发相辅相成，存在于同一文体中。但在唐代，叙事还未成为文学的传统，所以这种自由并不容易把握，据陈文忠考证“仅在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孔雀东南飞》中，初见‘叙事体’一语。因此，且不说《长恨歌》，其时已流传五百年的《孔雀东南飞》，中唐至五代评家也未认识其叙事诗特征，更未论析其叙事价值”。

面对文体的自由，需要创作主体自觉地把握。作品中对史实和民间传说的叙述往往被强烈的抒情打断。最为明显的是整体结构上的转折，贵妃宠信、马嵬惊变侧重于叙事，而玄宗思念则用密集的意象进行抒情，到仙界寻找又转向叙事，直至人间长恨才将抒情推到了一个高潮。因此，这种现象是作者创作时，对文本抒情和叙事自由处理的失控，也从形式上造成文本存在主题因素的差异和冲突。

综上所述，《长恨歌》存在讽谕和爱情两种主题因素的对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