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企业文化比较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

摘要：本文从企业文化渊源的角度比较分析了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从共性来看，两国企业文化均具有封闭性、保守性、排它性、超稳定性、情感性、微妙性和亲密性；而在对待个人与群体、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对构建和谐中国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日比较

一个国家企业文化的渊源在于该国的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决定了该国企业文化的整体轮廓，是企业文化的深层基础。在构成一国社会文化的众多决定因素中, 与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关的因素包括社会文明起源和历史文化渊源、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伦理价值等。

从社会文明起源方面看，中华文明源自于纯粹的传统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生产要求以家庭或家族为团体单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于血缘宗亲关系，以血缘为根基的人际关系造就了中国文化中伦理本位、家族本位，乃至家天下的社会文明结构。同时, 伴随传统农耕社会而不断发展的华夏文明具有明显的早熟化特征。早熟化的文明形态，一方面泽被后世，使中华文明对世界整体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中华文明的历史沉淀过于沉重，在面对社会转型和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应变能力方面显得相对缓慢。日本文化的渊源相对中国要复杂一些，日本在早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并存的双重文化渊源。江上波夫在其名著《骑马民族国家》１中认为，在公元四世纪末，东北亚的骑马民族经朝鲜进入了日本，征服了土著倭人，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征服王朝”。相对短暂的农耕文明并没有完全同化骑马民族, 却形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并存的状况，也即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注定了日本在后来走上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演绎路径。日本社会文化的双重文化渊源，使得日本人既有农耕文明所造就的彬彬重礼、内守谦和的柔性特征，也有骑猎民族强悍凶猛、意志顽强的刚性特性；再者，双重文化的渊源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变革，这对后来日本企业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地理环境方面看，中日两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特征的差异。华夏文明起源地——黄河流域，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物质、信息都难以与外民族交流。这促使华夏文明是一种“内生文明”，具有深厚的根，绵延几千年，几乎从未被外来文明打断过。同时，黄河流域虽然地处温带，适合农作物生产，但黄土地并非优质沃土，除了维系生存之外，所剩无几，先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有赖于“上天恩赐”，祈求风调雨顺。特殊的地理环境，既造成中国人过分内守，缺乏开拓的性格特征，也形成了中国人安贫、知足、乐观的心态。日本列岛地处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经常遭受火山喷发、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这既造就了日本人处惊不变，抵御灾害的意志和能力，也形成了日本民族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再者，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外加半个骑猎文化的国民性，塑造了日本民族开辟疆域、拓展生存空间的强烈愿望。在双重文化渊源与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下, 日本民族具有很强的开拓意识，其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最终形成了日本人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

从伦理价值观方面看，毋庸置疑，中国伦理价值观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儒家的“仁学”思想２。有关儒家的仁学思想，孔子对“仁”的解释、阐发最多，但其中基本的内容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一是“仁”乃孔子道德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自我价值实现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但仅仅完成自我修养是不够的，还要推己及人，才算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二是“仁”表示“爱人”，“仁爱”，但并不是主张对一切人都同样的爱，而是要先爱、厚爱贵者、亲者。儒家的“仁学”思想一方面讲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实现过程中，必然发生“理”与“欲”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仁”的道德修养，又讲究以“理”制“欲”，追求天理人伦、三纲五

常，物质利益的原则被服从伦理道德的意愿所取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人家谋食”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于是就有了传统价值观中的“重义轻利”之说。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重义轻利对于培养企业员工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美德的确值得提倡，但轻视物质利益的观念也导致了中国企业管理中重精神激励轻物质激励的激励结构失衡。日本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但他们并没有直接照搬，而是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的“诚”和“忠”作为他们伦理价值观的核心。“诚”是指对家族、集团、国家而言，个人是全身心的托付；而“忠”又是“诚”的实现途径，个人全身心对家族、集团、国家的托付，就要求个人忠于家族、集团、国家。并且“忠”是无条件的尽忠，不需要经过任何中介环节。这样便大大强化了日本民族的一致性。“诚”使得日本企业对人际关系和谐高度重视；“忠”是日本企业内在凝聚力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精髓。在“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地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后，必然促成日本企业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同于中国企业文化的一面。

从认知取向方面看，一国民族的认知取向来自于本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继承。中国哲人对宇宙、万物起源的论述比比皆是，无论宇宙本原是“道”、“气”还是“理”、“心”，他们基本上都把宇宙、万物生成的本原看作为某种基质。在有了哲学的本体论后，认知取向的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要求人类与宇宙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息息相关，相互映像。这一方面包含了遵循自然规律的积极思想，但同时也表现为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取精神的消弭。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的认知取向对现代中国企业有相当大的影响。纵观日本哲学,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哲学几乎没有本体论，没有创造一种定性化的、时空延续极强的庞大哲学体系。日本民族是现实感极强的民族，对他们来说，民族生存的思考，民族凝聚的粘连，比起宇宙模式、物质结构等来讲，要迫切、现实得多。所以日本人的自然观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思辨的。面对时有发生的天灾，应当培养的是处惊不变的心态，而不是去冥想如何“天人合一”。虽然日本民族没有创造出高水平的哲学本体论，但却形成了日本民族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人生，面对自然的精神，同时基于“岛国根性”和民族生存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在面对自然挑战时反映出高超的学习、适应、尤其是模仿能力。这为日本不断吸取世界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日本式”的改造奠定了文化根基。

从社会结构比较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以血亲组合为主干的，即父系血缘。由于父亲在农耕生产方式中起着主要作用，再加上农耕社会的经验传接、生殖延续等也是以父系为主，这样便确立了父系的权威性、神圣性。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血亲组合是严格局限在一定范围( 九族) 之内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则常会产生一种“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的心理隔绝。这种家族、宗族的延伸，形成了整个社会家族化、“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并且从功能上讲，传统社会的家族、宗族是全职能化的，它不仅具有血缘维系的作用，还有组织生产、分配产品、教育等功能。

“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对中国企业文化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由于受父系血缘关系的影响，企业决策中一般重视维护企业领导者的权威，决策方式也基本是自上而下。但家族形态的社会意识还要考虑稳定、和谐的因素，所以在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中，企业决策者还是将可行性、职工反映的意见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的。另外, 家族化要求“论资排辈”, 这虽然是中国企业的弊端，但对维持企业稳定发展也有积极作用。而中国企业的“小社会”现象也是家族职能全面化的一种表征。

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存在家族化的倾向，但是与中国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师家制度”３。所谓“师家”就是非血亲关系的拟家族集团。“师家制度”使日本的血亲关系所形成的特殊亲情不局限于家族领域，而是普遍社会化，即拟家族关系存在于社会各个集团之中。在“师家制度”下，日本人能够在任何社会集团中找到自我的终身托付，而不必过分依重血亲关系。“师家制度”给日本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便利，在不需要进行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剧烈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