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上)

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

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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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合法性，一般指政府凭借非暴力手段使被统治者自觉或自愿地接受政府统治的能力。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差异极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业绩”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基础上。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源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80 年代和90 年代前期，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90 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于是中国政府又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目前，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巩固自己的“政绩

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加大反腐败、反贫困和建立社会保障工作的力度，试图通过维护或提高社会公正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目前，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精英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最终将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且早在20 年前就已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法治建设进程。世纪之交，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

本文考察了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转变过程，并展望了其未来趋势。第一部分阐述70 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变化的根源；第二部分分析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及其面临的困境；第三部分讨论社会公正对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意义以及建立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第四部分回顾了20 年来中国政府在建设民主合法性基础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经济体制竞争与合法性基础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70 年代末期在中国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其原因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之外；其源头不在当代，而在500 年前。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制竞争，已持续500 年之久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经济体制合法性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关系

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决定了它被人们自觉接受的可能性的大小。经济体制的合法性越高，它被人们自觉接受、服从、遵守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经济秩序则是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比另一种经济体制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就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也就具有更高的合法性。

当只存在一种经济体制时，或者人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的经济体制时，经济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并不突出。在当今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某种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总是与各种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的。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与另一种经济体制相比能够更快地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那么它就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被原来实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的国家所采用，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则要被使用者抛弃，从而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

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政府维护的是一个较少合法性的经济体制，那么其政治合法性将因此受到威胁和挑战。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关系更为密

切，所以有时政府为了保护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只好“丢卒保车”，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政府明知这样做将威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但为了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也只好牺牲前者了。

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竞争

始于500 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启动了资本主义市场向全球扩张的进程，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圈地运动”。资本主义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圈进”自己的“势力范围”，迫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转。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殖民高潮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扩张“联袂出击”，席卷全球。

就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凯歌奋进的时候，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人马克思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模式——计划经济体制。1919 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这种理论构想在贫穷落后的俄国变为现实。从此开始了长达70 年的两大经济体制竞争。

本世纪上半叶，苏联用自己的经济发展业绩向世界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苏联的经验证明，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只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创造出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至少要用一、两个世纪

才能完成同样的任务。那些经济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为它们提供了一条快速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捷径。从50 年代至70 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纳这种经济体制。

然而，进入本世纪70 年代后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而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则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停滞与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的经济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尤其显现在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之间。几十年较量的结果告诉人们，在经济非常落后和简单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还具有一定的效率，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比较复杂和发达的阶段时，它就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了。从长期发展来看，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是低效率的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根源

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根本性弊端，即“信息机制障碍问题”和“激励机制障碍问题” [1]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激励问题”要比“信息问题”更为深刻，也更为严重。计划经济体制原则上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

观，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观一致假设”。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没有一致的价值观，中央计划机构就无法制定出“合理的”计划，而且即使计划制定出来了，中央计划机构也无法使每个社会成员全心全意地按照计划的要求去工作。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要求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存在。

在计划经济的现实中，每个人的物质收益与他的经济贡献没有直接的联系。工人和经理一样，“多干少干一个样”。企业也是如此，赢利了全部上缴，亏损了国家补贴。既然不能使用“物质刺激”这个“胡萝卜”来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于是计划经济就只能选择政治惩罚这个“大棒”来迫使劳动者积极工作。但是，“强迫”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使劳动者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也可以使他们生产出指定数量的产品，但却无法使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经济资源——“创造性”——得到发挥。

现代经济发展是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实现的，而科学和技术进步是自由的人们积极进取的结果，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不能为人们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不能为人们提供积极进取的动力，那就不能发挥人的创造性，也就不能推动科学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