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作战与传统作战之对比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用于作战研究的体系（系统）方法就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军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被作为主导思想学派而突显出来。

典型的例子就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其它军队里，广泛并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就接受了众多支持者所主张的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以及最新的体系作战设计。然而几乎没有对用于作战的各种体系方法的理论基础中非常严重的缺点给予任何一点关注。经典的军事思想是不能满足新环境的需求，这种新环境形成于冷战和先进信息技术以及不断提高的致命和精确远程武器所产生的后果之中。

卡尔沃恩克劳塞维茨（1780－1831）关于战争本质的观点被忽略了。然而，美国和北约近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几次冲突，以及以色列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经验不仅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而且暴露了战争的体系观点在实际应用中的重大缺点。这些冲突已经显示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的无限价值。未来可能会充分地显示出，花费在采纳战争的体系关系上的大部分工作和资源实质上是一种浪费。

根源

体系方法用于计划的这种军事应用能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陆军航空兵计划人员在位于维吉尼亚兰利的航空兵战术学校，发展了战略轰炸理论。美国研究空中力量的理论家相信敌人经济的主要威胁能被找出来，并且能够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评估出来。这所谓的工业网理论聚焦于那些敌人关键的战争经济依赖的那部分重要的工业上。目的是用一种体系方法来产生一连串的效果，这些效果能够导致敌人经济崩溃。最终的目标是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并迫使它停止战斗。从这个角度看，工业网理论的正确运用将确保快速而决定的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网理论被大规模应用于对德国、欧洲的德国占领区以及日本的战略轰炸。然而，就物资和时间消耗而言，实际效果远未达到所预期的那样。德国的工业设施被证明是有恢复能力的并且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平民的士气并没有像空中力量倡导者所预想的那样被广泛瓦解。差不多5年的战略轰炸摧毁了全部城市，杀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减少了工业产量，破坏了交通枢纽。然而，尽管有巨大的战果，但是像那样基于效果的作战还是没能达到战略企图。

采用基于效果方法的推动力是越南战争的结果。那时候，以逻辑和因果链，美国军队强调连接战争所有层面上的目标需求——从国家的政治层面到战术层面。以他们的解释，这种基于效果或战略到任务的方法成为联合计划的基础。空军相信它的作战目标选择方法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战争的所有层次上得到应用。大多数空中力量的提倡者主张在信息技术以及武器的精确性和致命性方面的发展的情况下，允许使用那些武器以比以前更加尖端的方法对抗复杂系统。基于效果方法再度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减少军事作战行动的消耗以及己方以（通常还有敌方）最少人员伤亡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像这些信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影响，不但是在空军，而且还在美国最高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

基于效果作战的理论基础是1993年在美国空军的约翰沃顿三世上校的著作中提出来的以及他的战略瘫痪理论。沃顿将敌人描述为一个由很多系统构成的系统。他还指出在敌人系统中的效果相关性。沃顿的观点认为，战略思考是将敌人看作为一个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

系统。他主张所有系统类似于被组织起来，需要信息运行，保持稳定，不会立即对施加在它们身上的力量作出反应（滞后效果）。

沃顿的体系方法的本质是五环模型。他认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商业组织、军队、恐怖组织或是犯罪团伙被看作是由五个相关联的环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使它完成它的预定功能。所有系统都按照相同的方式排列的：

―领导‖要素提供一般的指导。

―生产‖（以前叫做―组织要素‖）要素将能量从一个环转化为另一个环。

―物理设施‖要素。

―人口‖要素。

―代理‖（以前叫做―野战部队‖）要素，由人口统计学的各种团体组成。

沃顿还将他的模型应用于战争中的计划军战役层次上。唯一的不同点是每一个环直接属于的军事力量资源。例如，领导环包括敌人的指挥官，加上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生产环还包括公路、铁路、通信线路和管线。第四个环是敌人的力量——部队、舰船和飞机——并且是最难减少的。沃顿坚持，任何战役都聚焦于第四环，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时间都是最长的，流血也是最多的。然而，他承认有时候必须集中在第四环上，将其减少到一定程度，为了达到内部的军事行动和战略环。空军逐渐地利用了沃顿的模型。

军事态势的体系观点

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与基于指挥官对态势估计（或评价）的传统方法的提倡者在分析军事态势方面存在根本不同的观点。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坚持认为，使军事态势可视化的最好方式是评估他们所称作的―体系‖。就其本质而言，后者是五环模型的变种。在附加的语言概念中，他们将体系定义为―一种组织化资源、模型和规范程序的集合，它们之间通过相互作业、相互依赖来实现一系列专门的功能。‖联合出版物(JP) 3–0、联合作战行动（2006）和JP 5–0、联合行动计划（2006）以分析态势来利用体系观点。体系是基于效果作战提倡者命名的―作战环境‖的一个完整部分。后者由―空、陆、海、天和联合的敌对的、己方的和中立的系统，这与特种联合作战相关联。‖

体系分析被作为基于效果作战计划的基础。它被分成六个主要系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每一个系统被分解简化为两个主要的要素：节点（实际上是决策点）和连接。在一个系统中，节点是真实的要素（人、地点或物理实物）。相反，连接是节点之间的物理、功能或是行为关系。在单系统或跨系统里，体系确认节点之间的关系。分析人员还将用充分的细节将节点彼此连接起来，然后确定关键节点——关键节点被定义为―与战略或作战效果或者重心相关联‖。当行动发起的时候，某些节点可能成为军事行动的决策点。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混淆了效果、重心和决策点的真正含义。

体系提出了节点分析，与效果发展一起，形成联结节点到效果，行动（在传统军事决策

和计划过程中被称为任务）到节点以及建立效果－节点－行动联接的基础。然后，节点和关联在一起的连接被作为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DIME）行动的目标，来影响或者改变系统行为和能力，从而完成希望达到的目的。致命或非致命的力量以及其它的国家力量手段被应用与影响连接，目的是获得战役和战略效果。目标是在敌人的系统中造成效果，例如盲目、斩首和追击感，从而引起战略瘫痪、崩溃的状态，并最终完成战争的战略目标。然而，基于效果作战的狂热者没有弄清楚谁有权力和责任来计划并实施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行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行动是战役指挥官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或联盟/同盟的最高政治－战略领导层才能计划并协同运用非军事和军事力量手段。

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充满信心，认为通过行动打击敌方系统的物理部分，在人类行为领域中能够取得所期望的效果。然而，那只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见解。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连接因果，像人类那样复杂的行为能够简化为一种本质上被动的、无生命的领域。事实上，由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所描绘的现实情况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创造的。简而言之，人类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它独立于物理域而存在。例如，以色列人怀着极大的热情采纳了美国的基于效果方法进行作战，而显然没有采批判的态度。在其它的事情中，他们忽略了重心概念的重要性。在使下级部队任务形成一体中，提倡者依赖非常模糊、不清晰的基于效果作战这个名词，并没有发出清晰而且简洁的命令。例如，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作战行动方向改变），给以色列第91师的命令指示他们实施―密集、多维、同时的攻击‖而没有清晰陈述任务是什么。2004年，以色列发现为了阻止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必须影响敌人的能力而不是意识。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在冲突开始之后的几天内，为了让这个组织承认他们所处的状况非常糟糕，所谓的针对（哈马斯）Hizballah的优势和影响被证明是非常无效的。

体系方法的另一个变量，在美国陆军中不幸地得到了牵引，所谓的体系作战设计，也从体系角度观察态势。这个概念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国防部军队行动理论研究院。体系作战设计理论的起源是苏联的作战行动理论。另一个对这个概念的发展起到主要影响的是几个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大部分是左倾的），尤其是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Felix Guattari (1930–1992)。提倡者解释说体系作战设计是被作为西方技术方法替代方法而被发展的，作战设计是基于认识论的。

与基于效果作战提倡者相反，体系作战设计的提倡者承认不确定性是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体系的一个属性，如战争。他们提出运用我们一直称作―体系再造‖——一个很难用的术语——所产生的问题，传统的人们称其为―态势评估‖。体系作战设计的狂热者坚持基于效果作战方法聚焦于破坏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接，而体系作战设计还要从―整体‖角度来分析复杂的态势（那就是强调整体和各部分的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体系作战设计的狂热者主张认为，对运用线性方法来说，现代军事行动太复杂了，因为敌人和环境形成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体系。然而，他们错误地认为那样的体系不能被摧毁，但是必须被推到不均衡状态——就是说，进入到混沌状态。然而，以色列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没有彻底击败Hizballah部队，说明基于效果作战和体系作战设计这两种用于作战的方法是空洞的。

体系作战设计错误地认为战场情报准备（IPB）是最适合战争战术层次，而不适合更高层次。以他们的观点，战场情报准备只处理的物理实体。它的机械论和压缩的过程在分等级的组织中更加合适，在各种态势中，顺从要比浪费时间的谈论要更加重要。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中，战场情报准备对于作战行动计划的制定是不充分的。体系作战设计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