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战时_儿童下乡运动_浅析_陈旸

摘要：

“儿童下乡运动”是指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城市儿童疏散的活动。它涉及人数多，迁移距离远，覆盖地区广。这一运动贯彻了纳粹乡土教育理念，反映了纳粹体制运作特征。

关键词：儿童下乡运动；纳粹体制

中图分类号：K516.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3-0095-05纳粹德国战时“儿童下乡运动”浅析

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作者简介：陈(1981—)，男，福建漳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空袭得到广泛运用，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和交通枢纽，成为了重点打击目标，战火触及众多无辜百姓。许多处身战场的国家纷纷进行城市人口的疏散，尤其是针对弱小的儿童及妇女。德国作为受空袭严重的国家之一，也进

行了相应的城市儿童疏散工作，这就是所谓的

“儿童下乡运动”（Kinderlandverschickung ，简称“KLV ”运

动）

。一、“儿童下乡运动”的动员组织

1940年8月25日，英国空军空袭柏林，这次行动给德国人内心造成了极大震撼。希特勒于9月下达了《受空袭侵害地区孩童疏散乡村》的命令，要求所有英国皇家空军目标范围地区内的儿童自愿撤

离。[1]（p.7）

纳粹德国规模庞大的儿童乡村疏散运动由此展开。这项运动涉及数百万儿童，覆盖了中东欧诸多地区。

“KLV ”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当时教会慈善组织为使生活在大城市贫民窟中的孩子保持健康，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到乡村去

疗养。[2]（p.118）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人福利组织也参

与了这一项运动的实践。事实上，

这种活动作为医疗处方在德国的国民学校中被广泛运用。纳粹党上台后，“KLV ”运动仍然被视为城市生病儿童的治疗

方案。人们认为在受到工业化浪潮影响的大城市

中，体弱多病的儿童应该接受一段乡村免费假期，以恢复健康。在1933年到1940年之间，有数十万儿童参与了这项运动。[3](p.9)

1940年9月纳粹政府所开展的儿童疏散沿用了

“儿童下乡运动（即KLV ）”这一名称。避免使用疏散的字眼是来自希特勒的命令。1940年9月27日，

马丁·鲍曼在一份通函中对这项运动作了解释。他指出：“随着运送青少年的抵达，在接收地的地方媒体上可以对此进行简要的报道。但是无论如何，根据元首命令，报道不能称疏散运动，而仅仅只能说

是大城市青少年的下乡运动”。[1]（p.7）

事实上，“疏散”的提法对于正处军事优胜期的纳粹德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与此同时，戈培尔正通过他的广播，嘲笑英国人面对德军的威胁，把最昂贵的赛马运往美国，把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和老人藏到了地下室里。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疏散”计划，同舆论氛围不相协调。

在鲍曼的信函中，他还进一步指出，儿童下乡运动针对的是不断受到空袭威胁的孩子，尤其是城市平民区或者缺乏掩蔽措施的地区；运动将根据自愿原则进行，由地区领袖来劝说孩子的父母；总体上将尽可能安排以集体方式进行疏散，要发挥乡村学校教师的力量，保证学习课程的接续。运动由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巴尔都·冯·施拉赫指挥，民族社

会主义人民福利会（以下简称“NSV”）、民族社会主

义教师联盟（以下简称“NSLB”），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共同参与，其中NSV负责学龄前儿童以及基础学校的孩子，希特勒青年团负责15岁（包括15岁）以上的少年。鲍曼宣布：这项运动将定于1940年10月3日星期四正式启动。[1](p.7)

施拉赫在出任“KLV”运动的元首特派专员后，很快组建起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他任命希特勒青年团的参谋长默克尔（M oeckel）为自己在该事务上的全权代表[4](p.103)，与NSV和NSLB相互协调，并任命时任柏林区青年团领袖埃伯哈特·格林特尔（Eber-hard Gruettner）筹划具体事务。格林特尔于1941年1月，在柏林建立了统率全国的“儿童下乡运动”国家机关（Dienstelle KLV in der Reichsjugendfuer-hung，以下简称“KLV”国家机关），按照衣食住行等需要，在机关内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各大区设“KLV”地区特派员（Gebietbeauftragte），下设受“KLV”国家机关各职能部门垂直管理的专业部门。地区特派员同时受纳粹党大区领袖领导，而纳粹党大区领袖在相关事务上则听从施拉赫调配。再往下，县一级则设立“KLV”旗特派员（Bannbeauf-tragte），下辖“KLV”驻地特派员（Standortbeauf-tragte）。根据规模的大小，“KLV”营地一般分为三大类：少于100人的营地，多于100人但只有一幢建筑的营地，多于100人且有多幢建筑的营地。相应地，设立营地领袖（Lagerleiter）、主要营地领袖（Hauptlagerleiter）和辖有营地领袖的主要营地领袖。

[1](p.15)“KLV”国家机关的花费及其组织人员的工资都纳入了国家预算。而其他人员花费则由各种机关部门、组织协会从经济上予以安排或划为义务劳动。[1](p.17)

在“KLV”疏散计划开始之时，被安置者分成了三类：1、带小孩的母亲，优先安置在乡村地区的家庭中，也有极少数在母亲的疗养院；2、十岁以下的孩子，由“志愿者父母”（Pflegeeltern）收养，并过渡到接收地的学校上课。3、十岁以上的青少年安置在“KLV”的营地中，由派遣地的学校负责照顾。此外，还有些私人疏散，即送到亲戚或熟人的家中，“KLV”组织提供迁移的花费及其他帮助。第一批孩子在1940年10月3日离开了柏林，前往萨克森，至12月初，已有189543名来自柏林和汉堡地区的孩子被疏散。[5](p.136)

二、“儿童下乡运动”的迁移安置

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开展的“KLV”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p.118)。从1940年末1941年初到1943年春夏之际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儿童疏散的自愿原则不仅体现在文本上，而且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而从1943年夏天起的第二阶段，则全部是学校班级的整体迁移，受空袭影响特别严重的城市，国民学校全部停办。因此，在第二个阶段自愿原则受到了冲击，如果孩子们不跟着他们的班级一起迁移，那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去适应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乃至停学。父母们只能响应政府的号召。同时，一些儿童也非常真诚地想要加入“KLV”营地，有的是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有的则是不想被看成胆小鬼的童年心理原因。[3](p.6)不过，至少在名义上，“KLV”机构的工作坚持了父母自愿的原则，提前将孩子们从营地接回虽然是纳粹党不愿意看到的，也不得不容忍。[1](p.19)

学校组织的解释说明会是促使父母做出疏散决定的重要手段。在集会上父母可以向来自“KLV”营地的教师或青年领袖咨询相关情况。各地方以班级或者学校为单位进行登记，由地区特派员汇总后，定时向“KLV”国家机关登记，然后寻找相应的接收地。

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转移工作是件复杂的工程。“KLV”国家机关定期召开同铁路部门的协调会议，安排运送的专列以及列车时刻表。后来由于战争对于火车的需求量猛增，铁路部门分身无力，许多船舶加入了运输。转移任务主要由“KLV”旗特派员负责。他要在出发前检查孩子们所需各种物品的置办，如果需要，就由NSV补充，或者到了接收地由“KLV”机构负责免费置办。当然，这不能公开。旗特派员其他职责还包括：分发“父母须知”；收集整理登记情况；督促健康检查；将老师配备到学校和班级；如有需要，指派运送陪同人员；制作车票；准备前往火车站的小巴士。健康检查包括注射白喉疫苗，排除患有急性病、慢性哮喘病以及心脏病的孩子，此外还有尿床的人。而癫痫患者、智障学生、聋哑人、盲人等被送往有特殊教育机构的营地。

原则上，接收地既要保证安全又要能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仓促之下纳粹政府首先考虑利用现有的条件。在1940年时，孩子们被普遍安置在“当时已经拥有完善的旅游交通的地区，以及农村的富裕地区”[1](p.42)。最初，“KLV”组织还试图将孩子安排在与其家庭环境相似的私人住宅中，为此，他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