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

　求是学刊 1996年第4期 ●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工具理性批判

——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

陈振明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而又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方面。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出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和(合)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合)理性或技术(合)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产物;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的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作的深层基础。因此,他们致力于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实质(批判)理性的重建。他们揭示了工具理性的特征、形成和危害,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政治效应后果性根源,并阐明了一种辩证或批判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1韦伯继承和发挥黑格尔关于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思想,将哲学的“理性”(r eason)概念改造成为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发展。按照韦伯的观点,所谓的“合理性”及是指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

计算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云实现目的。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 nality),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另一种是实质的(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近现代理性观念所经厣的是一上实抽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演变过程。这不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经验存在着的数学化倾向有关,而且也与理性观念自身的内在倾向有关。合理化过程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朝向工具理性的扩张,尽管这种扩张与科学技术发展密不可分,但在早期则与实质理性本身的作用有关。正因为实质理性将目的和价值作出明确界定,然后对这些目的与价值的实践手段才有可能持续发展,但是,一旦这些手段(工具理性)发展、成熟,它自身便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或取代目的本身,或为别的目的服务。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新教徒为荣耀上帝而主张营利,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当资本主义成熟之后,手段变成了目的,变成为营利而营利,而原有的宗教目的被人遗忘了。

在韦伯看来,科学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科学研究最初是针对某种实质理性而发的,或者是为了游戏、好奇,或为了反宗教迷信,或为了更好了解和控制自然,改善物质条件和是高生活水平;但是科学技术发民菜到一定程度,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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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自主性,逐步将目的、价值和意识一类的东西放在一边,而单纯追求工具、控制的手段,原初追求真理,创造福祉的科学技术一再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它将人类社会变成铁牢宠,把人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科学技术只能保证手段的正确,却不能反省、批判其追求的目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关质理性目益萎缩,工具理性取得全面胜利,其结果则是一种十足的“非理性”。因此,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把价值、目的、意义一类的东西重新引入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及其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加以重新定位。

韦伯还论及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西方特有的理性观念在一个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实现自身,而这个文化系统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种文化系统旨在一种特殊的统治类型,这种统治已经成为现阶段的命运,这就体官僚政治。因此,正如马尔库塞所说:“韦伯所设想的理性。表现为技术的理性,表现为生产和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机构所实现的物质(物和人)的转化。这种机构是为着可计算的效率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机构的合理性组织着并控制着物和人、工厂和整个科层、工作和闲。”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特别是其中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长文中展开了对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即工具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在他的“物化”理论的框架中展开的。他吸取了韦伯、黑格尔等人折有关的思想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中推导出“物化”范畴,用以表示原初不具有物的形式的东西如意识、理性等转变成为物,表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化”关系中,关键或基本的东西是“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合理化原则” ,即形式(合)理性或科学理性。他将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看作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的产物,看作一种思维方式或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人类理性被归结为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具体说,形式理性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它与数学和精确科学的发展同步,反过来又同越来越复杂的管理技术、同生产的发展发生相互作用;(2)它将一切东西都看作工具,将生产的各方面孤立起来,导致了各种形式规律的出现,一切都被归结为建立在同等关系基础上的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3)它表现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过程,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就是形式性的物化或异化的过程。

卢卡奇指出,现在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人的身体和,成了组织化的统治原则,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它用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工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产品相异化;工人被归结为一种抽象的量,一种没有多少价值的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工具;形式理性也日益深入到人的心理、意识之中,导致了人们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丧失。因此,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形式理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由此出发,卢卡致力于批判理性或辩证理性即辩证法的重建,他主张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哲学的研究,来一种总体性及主体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法,重振批判理性的雄风,弘扬理性的革命批判精神,以此与形式理性相对立、抗衡。他将辩证法看作一种正确、合理的思维方式,用辩证法反对形式理性。

沿着韦伯和卢卡奇的理论传统,法兰克福党派有加强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这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许多著作如《启蒙的辩证法》、《理性之蚀》、《单向度的人》、《知识与人的旨趣》等的一个主题。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对批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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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重建的基本论题及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含义、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对立作出说明。何谓理性?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规定:“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理性和这些潜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他在1941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第二篇导言中较全面地考察了理性概念,并评仨它们的构成因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五种含义:(1)理性是主体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2)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3)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4)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5)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他强调第四、五种的含义,认为理性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而在科学中,理性的概念已被技术的进步所支配,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已成为理性主义的趋势。但理性越是在自然科学中势,人在社会生活中就愈不自由。这里已包含了批判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立的思想了。

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理性;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批判理性)。他认为,主观理性强调手段及其与目的的可能的协调,“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智慧能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 。主观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它的价值由对人和对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合理的,仅当它为一个目的(商业的、保健的、娱乐的等)服务。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最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主观的或工具的理性。与主观理性相反,客观理性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伟大哲学体系都以这种客观理性作为基础;客观理性在实在中有自己的结构,并且对于那些努力进行辩证思维或具有爱欲能力的人是可以得到的。客观理性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以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的目标,因此,它又是一种批判的或解放的理性。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考察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追溯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对立的根源,特别着重分析工具理性是如何战胜批判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的。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成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忽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它是理性观念演变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批判理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这可以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的伟大哲学体系中得到证明。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对立有其历史渊源,工具理性的根源远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韦伯在探索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时,不但追溯到基督教,而且追溯到更远的犹太教。同样地,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发现了工具理性的根源也在犹太教,而到了所谓的“启蒙时期”它已成型而清晰可辨。他们认为,那种旨在征服自然和使人们从世界的魔境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精神(解放的理性),追求一种对自然加以统治的知识形式,它抛弃了诸如实质、因果性、属性一类的形而上学范畴,而把世界仅仅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它追求抽象的范畴体系,要求思维或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由推理的逻辑发展出来的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在现实中有其基础,是现实统治的反映。这正是启蒙精神的特别有害之处。启蒙精神象任何体系一样是极权主义的,它把思维和数学混淆起来,把数学化的程序变成思维的程序,理性或思维变成物或工具。因此,本来作为直接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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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否定的思维或批判的理性变成了抽象性的思维或工具理性,而工业则把这种理性物化,以至于拜物教到处盛行。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第二篇“单向度的思想”中详尽地考察了理性从批判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的历程。他指出,在当代,极权主义的技术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理性由批判理性变成技术理性以社会的科技进步作为前提,并有其逻辑方法论的基础。一方面,社会在一个日益增长的技术积累中再产生自身,生存斗争和人对自然的开发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极大地增加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其结果是更高的生活标准,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基础上,这一理性的事业产生了一种精神和行动的模式,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的特征辩护、开脱。科学技术理性的操纵结合成社会的控制形式。另一方面,形式逻辑和数学构成技术理性的方法论基础,借助数学和逻辑分析,自然被量化和形式化,现实与先天目的、真与善、科学与伦理等被分割开来。在这种方法论之下,科学技术理性是中立的。只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才是合理的,价值成了主观的东西,形而上学只是一个假定,人道主义、宗教道德等不过是理想。剩下的只是一个量化的世界,其客观性越来越依赖于主体;在科学技术理性的极端形式中,一切自然科学的问题都消解于数学和逻辑中,客体的概念则被消除。

哈贝马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相同的思想。他指出,努力把人们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由于其内在逻辑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在古典启蒙时期(即霍尔巴赫等人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时期),理性自身成为反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武器,在它那里,恶与假、真理与解放是一回事,它公开对之作出评价。因此,在古典启蒙时期,理性的活动同自我解放本身的旨趣是结合着的,而对虚假意识的批判同时也是抛弃这种意识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实际行动。但随着科学、工艺和组织的进步,这种联系被打破。理性逐渐丧失了解放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它不再提出目的,而只是组织手段;理性具备了工具的特征,它为物质和社会的工艺效劳,于是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

再次,法兰克福学派剖析工具理性的危害,阐明批判理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是:(1)它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

(2)它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3)它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4)它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说到底,技术理性是一种单面性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因此,技术或工具的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制度,它排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其本质就是统治的合理性。在当代,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已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在技术的起源上都是如此,自动化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剖析了技术理性统治给社会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危害。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述。

对于批判理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既然批判理性的本质是批判性、否定性,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摆脱现实的束缚,批判和否定现实,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效劳。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性的责任在于无情地揭露丑恶的现实,猛烈地抨击愚蠢的和具有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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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思想。它要根据真理的否定性而揭露非真实的东西,使人的存在真实化。这种“劳作”中凝结了否定的方法,即揭露有限东西中的偶像性,并把被理解为地伟大思想简化为一定社会的相对真理。批判理性提出思想和现实,目的在于对两者加以比较并超越当前状况。马尔库塞指出,批判理性从人的历史存在出发去解释人及其境界的整体,并力求去发现存在的最终极和最普遍的根基;批判理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在于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展望;它关注人的存在和本质,关注人的自由、幸福及潜能的实现,并认识到这些东西的实现有其现实的条件。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还把所谓的传统理论(当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黑格尔的辩证哲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分别当作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集中体现来加以评判。在霍克海默等人看来,理论乃是独特的理性,是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一种合理的知识;而传统理论特别是实证主义是工具理性的集中体现,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传统理论家将理论看作由基本命题和推出命题组成的有逻辑联系的推理系统,即看作一个封闭的科学命题体系,将理论变成一种描述事实的工具,它片面地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消除了理论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使理论失去了它的本质作用,变成屈从于现实、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工具,沦为意识形态,起着消极的社会作用;在传统理论那里,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是分开的,理论被当作一个独立于社会实践之外的王国,它不关心人的苦难的现实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条件。与此相反,批判理论作为批判理性或辩证思维的体现,它主要不在于理论是否成为一个科学命题体系,而旨在于现实的超越,即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在批判理论那里,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是关联着的。与其说理论研究是一种脑力劳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或是革命实践的智力部分;理论要关心人的本质、自由和幸福,关心异化和苦难根基的消除以及合理社会的建构。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既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韦伯和卢卡奇的观点,又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一方面,他们沿着韦伯的思路来考察理性观念的演变,把韦伯的形式理性改造为工具理性或主观理性,而将实质理性改造为客观理性或批判理性,并进一步发挥了韦伯关于理性的消极性,尤其是它与统治关系的论点。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展开对工具理性危害的分析。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并力图吸取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人的自由的思想因素来补充或改造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以克服包括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在内的理性主义中强调客观必然性而忽视人的自由这一维度的倾向。如果我们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师承关系:黑格尔将思维划分为知性和理性,批判形式(工具)理性而颂扬批判(辩证)理性,不满足形式逻辑而创立辩证逻辑,推崇辩证方法的批判否定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则将理性划分为主观的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的理性(批判理性),攻击工具理性而颂扬批判理性,他们同样反对形式逻辑而拥护辩证逻辑,推崇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如此等等。

3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批判的理性观呢?显然,他们的观点中有某些合理因素。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当代理性观念演变的特点,注意到了科技进步给人的

理性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大影响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尤其是注意到了在当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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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中科技进步导致工具理性横行这一点;他们力图在理论上把握科技进步与理性观念演变之间的关系,试图从理性或思想的深处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人对自然统治之间的关系,并抨击工具理性给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所造成的危害。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联系,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力图深入到人类理性观念的深处去揭示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根源。他们不是简单地列举当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种种消极现象(他们对此十分清楚),并进而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从科学技术与人类理性关系及其演变的角度,指出科学技术的作用范围(它是建立在人类技术旨趣的基础上以满足人类对自然控制的目的),指出它在当代成为统治、控制工具或工具理性帮凶的深层次原因。第三,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自觉地将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以及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处处对立起来,反对前者而颂扬后者。他们强调理性的本质在于其对现实的超越,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强调矛盾思维在认识现实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弘扬理性的革命批判精神。这在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横行、泛滥,辩证法在西方受到普遍非难的时候,更是难能可贵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指?出并批评了传统理论即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理论的消极性。此外,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还提出某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关于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统治的关系以及它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关于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及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对立问题,关于两种理性的不同逻辑基础,以及关一地批判的理性如何将批判性或否定性与人的自由结合的问题,如此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一些可供参孝的见解。

但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理性观也有缺陷。我们指出几个主要之点:其一,在关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关系问题上,汪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方面,将科学技术看作工具理性的基础,看作一种单面的或肯定的、排除批判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而事实上,科学技术的精神气质是求实求真,它揭示世界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因此,它在本质上与辩证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其二,在关于科学技术消极性根源问题上,他们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即从理性深处说明科学技术消极性的必然性,从而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客观上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使用方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进行开脱,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革命力量的观点。其三,在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对立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及卢卡直接从技术、理性及逻辑的结合引申出“工具(技术)理性”概念,这是费解的;将形式逻辑当作工具理性的基础,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单面的或肯定的思维方式,也是错误的,他们关于批判理性的论述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他们宣称要恢复或弘扬理性的批判和否定性,但是,在批判性与继承性、否定性与肯定性的二律背反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实际上只要批判、否定,而不要继承和肯定。

《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1、175页。

卢卡奇:《历史和阶段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41年版,第253—255页。

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44版,第8-9、11页。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哲学博士)〔责任编辑　李小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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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著名的理论流派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批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通常它被简称为批判理论。这一派的理论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在过去50年间，它已经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传播占据了这一理论流派的中心位置，因此，它对大众传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法兰克福学派是指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该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它迁往纽约，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又迁回德国。其主要成员包括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虽然这些人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但他们的理论最初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提出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学术性的，这些学者前后移民美国。他们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大众传播，把媒体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压制性结构。一“文化工业”理论 “文化工业”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这一名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辨证法》（1947年出版）中首次提出的，是用来取代“大众文化”的专门概念。其实，就“文化工业”的根本特征而言，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和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开了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政治、艺术和文学理解为“工业本身的一个特殊部门”，并明确指出，在异化范围内，“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这就第一次把人的“文化”同“工业”活动联系起来，第一次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某些特征：非生产劳动是艺术家“天性的能动表现”，生产劳动则是被资本家雇佣，为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了艺术生产，艺术家蜕变成为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艺术品也就变成了无个性标准化的商品。以上种种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发展，成为其批判理论的重要范畴——“文化工业”概念的萌芽。

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

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 ----------------------------------------------------------------------------------- 陈力丹(2006-01-10 11:56:28.0) 内容提要本文概述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认为该派是相对美国传播学经验主义主流学派而言的，其思想来源，主要在欧洲，但直接与传播学主流学派对立的学者群体，主要在美国。欧洲的许多学者由于研究方法、切入视角和研究结论与美国主流学派的差异，因而与其形成一种自然的划分。批判学派一般在中观和宏观的层次，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文化工业、主流意识形态等角度分析各种传播现象。现在这两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已经相互渗透，学派划分的标准本身是相对的。传播学批判学派是相对于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主流学派而言的。这两个学派都没有特别的衡量标准，只是依据研究方法、内容、指导思想的差异，大致的划分。将这两种学派对立起来的说法，一般被认为开始于1977年英国一位批判学派学者J.柯瑞(Curran)的著作《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1985年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年会，以“典范对话”为主题，首次形成两大学派共同探讨的局面。一、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形成和特点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韦伯理性化的意义及其对工具性理性的批判

BA090116陳靜音【心得】本文論述了韋伯對西方社會之所以發展成今日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及由此理性化過程導致的禁制現象。韋伯本身所講的理性概念是一個解釋性的工具，他把理性概念擺到整個歷史脈絡中來講。韋伯將理性分為二種，一是實質理性，一是工具理性，並認為西方理性化的過程就是實質理性和工具理性辯證的過程。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問題而提出，這對於我們社會所給予的啟示，並不在於實質上的運用，而在於觀念上的啟發。社會上的任何行動均有其所要訴求的意義，一個行動是否合理，除了看行動的結果是否合乎要求之外，還須視其過程有無妥當。時代不斷在進步，人們的觀念、想法也不斷在前進，故每一時期皆有其訴求的重點，前一時期是合理的行動，可能到後一時期就成為有礙進步的不合理行動。就台灣社會來說，國民政府剛遷移至台灣來時，為防止彼案共產黨的入侵，實施戒嚴，整個社會草木皆兵，人民的權利遭到不合理的剝奪，但這對當時的人民來說並無不妥。甚至認為這是政府為保護台灣居民，維持社會安定的德政。三十幾年過去，時代邁動，自由的潮流自世界各地不斷地湧進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意識抬頭，加上台灣的國力已非昔日阿蒙，過去的種種限制已遭人民所反抗、唾棄，戒嚴的措施必定被推翻，解嚴是勢在必行的。因此政府須針對人民的訴求進行改革，例如集會遊行法的解禁、政黨成立合法化、言論上的鬆綁等。合理化的發生，多半源自於一種轉化的歷程，透過漸進性、改革性或革命性的轉化歷程，將原本行之有年的卻漸趨不合理的觀念、制度或生活方式，轉化成為新的、合理的。由此可知韋伯的合理化辯證理論是適用於解釋各種社會、各種行動變遷的。韋伯區分理性為二，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二者就定義來說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主要观点，与文化产业，大众文化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创建于1923年，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弗洛姆（Erich Fromm）、瓦尔特·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人。主要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研究中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文化工业” 的概念，“单向度文化”的概念以及“机械复制”理论。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用语。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包括商业性的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流行音乐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收入《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在这本著作中，他们首次揭露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具有大工业的特征。这种大工业化的文化生产，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劳动者的精神劳动。那时，文化是少数“天才”的特权，他们所造就的文化即所谓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现如今，由于科技的发展，文艺作品制作的手段日渐普及，文艺创作转变为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可以大规模成批进行生产和复制的活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而转变成了“工业”，因此就以“文化工业”指代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其含义是：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批判理论能够也应该被运用于符号产品的生产，应用于具有审美的、娱乐的、意识形态的使用价值产品的生产上。精神文化产品像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具有以下特征：使用异化劳动，追求利润，依靠技术、机器提供的优势，主要致力于生产“消费者”等等。这就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产品，是一种适合于大众口味的、方便面式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今天流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电视剧、流行歌曲、休闲报刊等，都是这种文化工业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工业”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文化工业被满足“大众”需要的商业力量所操纵，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它所制造出来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丧失了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本质的否定与超越精神。同时，这种艺术创造的方式依赖于机械技术，作品内容和风格千篇一律，缺少艺术价值。文化产品“趋于一律”，相互只有细小差异，不追求艺术完美，只热衷投资效果；它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束缚人的意识，剥夺人的情感，阻碍人的自主性发展，它是操纵和欺骗的一种手段，是稳定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文化工业实际上是社会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凭借对媒体的垄断，文化工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欲望，取消了个体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使之成为“单向度”的人。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文化工业对广大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巩固自身的统治。文化工业的特点包括：（1）先进的传播技术带来的先进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手段。他们认为电影、电视、广播、无线电是“特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既不存在首先关心大众

韦伯定律

韦伯定律即感觉的差别阈限随原来刺激量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用公式来表示就是△Φ/Φ=C 其中Φ为原刺激量 △Φ为此时的差别阈限 C为常数又称为韦柏率。韦伯定律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辨别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要比较不同个体某一感觉道的辨别能力而所用的标准刺激又不相同时就不能用差别阈限的绝对值进行比较而要用韦伯比例来比较。另一方面由于韦伯比例的倒数1/C可以用来作为感受性的指标所以通过韦伯比例我们还能对不同感觉道的感受性进行比较。韦伯在研究对顾客初始刺激量和变化刺激量之间关系时总结出识别刺激变化量大小与初始刺激量成正比提出了K=△I/I的公式其中K 为常量 △I 为刺激变化量 I 为初始刺激量。这就是消费者心理学中提到的韦伯定律。他总结出一般刺激变化量在10%以上时消费者能够明显察觉到变化。例如当某品牌商品价格为5000 元价格变化幅度在500 元左右时顾客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价格的变化。当然这也会受到个人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当整个市场上的该商品价格都在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差不多时这样对顾客的刺激就小得多。相反如果整个市场上的行情没变一个商场该品牌原价5000 元突然降价300 元销售这就会引起消费者的极大注意。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在定价方面广告宣传、促销活动、商品陈列等等都有广泛应用。情感中的韦伯定律在情感生活中韦伯定律也常有体现。有些人总抱怨恋人对自己不如刚认识时那么好了其实这也是韦伯定律在作怪。在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对方给你的一点点关怀你都会觉得情深似海而当你们相恋许多年之后与原来相同的那些关爱也会觉得平淡如水了。一个女孩和母亲吵架赌气离家。在外逛了一天直到肚子很饿了她才来到一个面摊却发现忘记带钱了。好心的面摊老板免费煮了一碗面给她。女孩感激地说 “我们又不认识你就对我这么好可是我妈妈竟然对我那么绝情……”面摊老板说 “我才煮一碗面给你吃你就这么感激我你妈帮你煮了十几年饭你不是更应感激吗 ”女孩一听整个人愣住了是呀妈妈辛苦地养育我我非但没有感激反而为了小小的事就和她大吵一架。女孩鼓起勇气往家的方向走快到家门时她看到疲惫、焦急的母亲正在四处张望。妈妈看到女孩时忙喊 “饭都已经做好快回去吃菜都凉了 ”此时女孩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对亲人朋友的关爱习以为常而陌生人的一点帮助却我们就感激不已。这便是“韦伯定律”在操纵我们的感觉。对于亲人朋友我们对他们的关爱习以为常而且期望值很高。有时他们少了一丝关爱我们甚至会恶言相向。对于陌生人我们没有抱着多大的期望因此他们的一点点帮助我们都感动不已。从韦伯定律中读出生活智慧我们的感觉很敏感，但也有惰性，：它会蒙骗我们的眼睛，也会加重我们的感受而迷失理性。所以我们应带着谦卑的心对待万物众生。韦伯定律中的生活智慧是：给予方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少做锦上添花的事，尽量不做画蛇添足的事；而受予方要懂得珍惜自己的点滴所得，善待身边的人。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他一生很注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问题,并努力扮演一位政治教育家的角色。以理性化为线索做精细的梳理,探究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韦伯的政治教育面对着特定的时代和问题,其政治教育思想的逻辑线索是理性主义;其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形成理性的政治人、成熟的现代政治人;其政治教育的方式因政治家、行政官吏等教育对象的不同而异;其政治教育的价值是要促进政治人在民族国家中理性定位,促进政治人与民族国家的协调与和谐。标签：政治教育;韦伯;理性化一、韦伯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问题韦伯所处的德国时代是一个“价值重估”的纷乱时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都在寻求它的“承载者”,然而,德国的这个时代却正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时代,政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仍操纵着政治,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却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俾斯麦给德国所留下来的遗产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学教育和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一个习惯于由一位伟大政治家全盘操纵其政治的民族”〔1〕,其结果是官僚阶层独断专行,而理性、成熟的政治人不能诞生。 19世纪前的德国是集权国家,容克地主是其属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在它们的带领下德国获得了民族统一。但19世纪的经济变化已经慢慢侵蚀了这种容克权力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为统一民族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其经济地位却在不断虚弱。他们被迫从宗法式地主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经济利益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容克已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其政治变为阶级的政治,而不是民族的政治。韦伯认为,容克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已陷于经济上的垂死挣扎,以往的社会地位无法恢复。然而,虽然容克集团政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权力本身并没有改变,他们通过对政治机构的控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在价值观上同化的结果,容克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默许,同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加强了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联盟的作用。这些正是韦伯进行政治教育的历史焦点所在。德意志民族要走上理性的现代国家,必须对各个人群尤其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韦伯认为,当前资产阶级的幼稚有余而教育不足是民族发展的致命危害,同時指出资产阶级缺乏政治教育的原因在于俾斯麦的统治,“俾斯麦压制了所有的政治天才,他使资产阶级一直逐渐习惯了接受强有力的领导”〔2〕。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以至使德国陷入了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执掌政权而经济上先进的阶级反而过于幼稚不堪领导国家的危险。如何使“资产阶级适于统治,按照韦伯的意见,这部分地要靠政治教育”〔3〕,必须完成繁重的政治教育,向资产阶级灌输政治意识,戒除其作为政治附庸的习惯,鼓励正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责任品质,把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有资格充当领导阶级。当前,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四分五裂”,德国毫无行动魄力,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激情,容克失去传

法兰克福学派

一、兴起二、第一阶段（早期）三、第二阶段（中期，黄金时期）四、第三阶段（衰落时期） [编辑本段]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契、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编辑本段]一、兴起 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契、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 Crunberg 1861－1940）担任。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可以说，格律伯格担任所长时期，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尚未形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法兰克福学派。 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编辑本段]二、第一阶段（早期） 1930年至1949年的幻年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活动地域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该学派的美国时期。霍克海默与格律伯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不把社会研究所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仅仅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汇或对话的场所，而是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建立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理论。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人（第一代理论家），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其间，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 [编辑本段]三、第二阶段（中期，黄金时期） 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在西德活动的时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不久，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又赴美讲学，实际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由阿多尔诺主持。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无论是回到德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十分著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 [编辑本段]四、第三阶段（衰落时期）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60年代

传播学批判学派

本专题主要论述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相关问题，主要问题包括。批判学派起源与发展的背景、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况、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现点、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的兴起、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代表性人物的现点。 ■要点梳理一、批判学派起源与发展的背景严格说来，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并不是一个学派，面是对欧美等国持不同于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立场、坚持以批判的现点和方法进行的研究的总称，是不同现点、不同方法的集合体。所谓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实际上囊括了西方各种涉及到传播问题的具有批判倾向的理论研究，它涉及到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学的批判研究的代表性流派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的传播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传播研究等。 (一)欧洲传统中的传播现念一般所谓的“传播学”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概念，它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传播作为一种现念则是起源于欧洲。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原意是指人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沟通，起初流行于口语。l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词语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汉语一般翻译为“交往”。实际上，对传播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欧洲学本发展的整个历程的。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研究以及近代以来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中常常涉及到对传播问题的研究。人们一般把欧洲的现代传播理论总称为传播的批判理论，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研究取向。一是德家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研究，二是法家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三是英家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实际上，欧洲传播研究远远不同于这三个取向的研究。在欧洲传统的视野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传播学的学科，面只存在问题导向的宽泛意义上的传播或传媒研究。 (二)批判学派兴起的背景批判学派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面是有着一定的社会的和学本的背景。首先，批判学派植根于欧洲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深受欧洲传统的人文批判思潮的影响。欧洲的批判传统自古希腊以来绵延数千年，铸就了欧洲大陆学本思想浓郁的批判品格，这与美国学本界鲜明的实用主义氛围完全不同。其次，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是建立在欧洲独特的传播实践基础之上的。欧洲的历史传统十分强调公共利益，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传播体制中公共传媒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传统导致学本研究对商业传播体制怀有一种天然的警惕。美家则卡目反，商业性的私营传播体制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再次，批判学派的兴起还与西方文明整体发展出现的危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在实现了工业化并逐步还向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出现了现代性晚期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诸如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和平危机、能源危机、人权危机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在实现了工业化并逐步还向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出现了现代性晚期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诸如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和平危机、能源危机、人权危机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学的批判研究立足于欧洲的批判传统，把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商业化和垄断化的传播体制，对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西方信息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分析与揭露。二、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建立及其理论来源 1．法兰克福学派概述一般认为，传播研研究的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1923年成立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其后该学派的人部分成员于1934年左右移居美国，直到l950年在德国重建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洛文塔尔以及哈贝马斯。这些天才的理论家都不是单纯的某一领域的研究者，面是人多进行带有综合性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研究。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宏现的、广泛的批判性研究，其研究的主题涉及对法西斯崛起与革命运动衰落的解释，以及对西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日趋明显的权威化与科层化趋势的焦虐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政治学等各个人文和社会理论领域，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具理性主宰和文化工业现象的研究，对批判的传播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2．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源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理论来源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德国理论家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提出的“翼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翼格尔的哲学的渊源关系。第二，存在主义哲学。马尔库塞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继承了后者的存在主义历史现。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存在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米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科学技本的。第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方法。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众文化表现为一种蜘俗的和谐与圆满，一种鸦片式的白我麻醉的愉悦，因此它不是真正肯定了肉体的欲望，而是用廉价的幻觉压制了真正的现实追求和反抗的欲卑。第四，韦伯的现代化批判理论。韦伯把现代社会的产生称为“现代化”进程。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理性的功利计算的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宗教和权威衰退，科学和理性上升的“祛魅”的过程。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宗教和权威统治，现代社会依据的统治原则是理性原则，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主宰的合理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论文摘要：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富特征的理论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在不同时期对“肯定文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批判，透过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表面现象揭示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齐一性和强制性的根本特征及其危害。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有明显的局限和缺陷的，但同时对我们也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人类经历了深刻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冲突: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使现代化成为一切不发达民族的主导性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的发达又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的异化等负面效应，使生存于技术世界中的现代人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对现代人的这一生存境遇和文化危机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和批判，从不同视角建构了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批判占据了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从而大众文化批判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富特征的理论之一。一、“肯定文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西方社会，娱乐工业的出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成长，纳粹及其他极权国家对文化的野蛮操纵，批判理论家们移居美国之后对美国电影业和录音工业显赫地位的发现及震撼，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把眼光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文化模式的评估，即开始注重研究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问题。可以说，大众文化批判构成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及后来的许多著作的一个中心主题。“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花费三十年时间才取得成功”，这实际上点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论的时间。具体地说，该学派在历史上依次提出了三个密切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即“肯定文化’’(affirmafiveculture),“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霍克海默在1936年所写的《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一文中首先提出“肯定文化”的概念;马尔库塞次年写了一篇题为《文化肯定性质》的长篇论文，展开了霍克海默的这一概念;;1942年，霍克海默和卢旺塔尔在通信中提出“大众文化”的概念;而在被奉为当代研究“大众文化”的“开山之作”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使用“文化工业”一词，以取代“大众文化”。什么是肯定文化?按马尔库塞的观点，“肯定文化”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新兴的资产阶级将他们对一种新的社会自由的要求奠定在人类理性的普遍的基础上，但是理性和自由并没有超越这些资产者自身的利益范围，而他们的利益越发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对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大难题。为了应付这一难题，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制造“肯定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文化是从现存秩序的利益出发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肯定文化”的基本功能既是提供一种辩护，充当现实的装饰品，引导人们同现存秩序相调和，又可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足，平息人的反叛欲望。也就是说，如果肯定文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还有其积极一面的话，那么到后来，它则完全起着消极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或发达工业社会，肯定文化日益蜕变为单面文化。在发达工业社会，文化的成就本应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现在却异化为意识形态，成为统治和奴役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主要成员移居美国之后，则把注意力从肯定文化的研究转移到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意义相近，但为什么用“文化工业”取代了“大众文化”?阿多诺在后来的《文化工业再考察》(1967)一文中作了说明:在我们的设计草案里，我们谈到了“大众文化”。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这一表述，以便一开始就排除其倡导者的下述解释的可能:这是一个类似一种从大众本身、从流行艺术的当前形式自觉地产生出来的文化问题。文化工业必须与后者严格区分。阿多诺在这里讲得非常明白，他之所以选择“文化工业”这种表述而舍弃“大众文化”，主要原因是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明确说明“大众文化不是为大众服务的文化”。那么何谓“大众文化”?按照法兰克福

修罗思维碎片之一：韦伯“理性铁笼”命题

修罗思维碎片之一：韦伯“理性铁笼”命题最近在看社会理论和现代性方面的文献，感触颇多，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成文，只是说一些小感想。今天主要想从韦伯的理性铁笼说起！韦伯“理性铁笼”这样一个命题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和法律有关的，是他的法律合理型统治，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法治合理型统治，按照帕森斯对韦伯的解读，韦伯这种对统治类型的理想建构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法律合理型统治必然会取代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统治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类型，而也正是这一点，韦伯关于法治的理论被帕森斯认为是现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自身也被认为是稳重严谨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帕森斯之后的例如米茨曼等人认为帕森斯对韦伯是一种误读，虽然帕森斯由于解读韦伯而使得美国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在韦伯是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是误解了韦伯，韦伯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正是由于这样，他才对克里斯玛、情感（pathos）和爱欲（eros）进行了详细论述，将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当作现代社会的救世者。所以才有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的周期性出场这种论述。那么我个人对于韦伯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周期性出场的理解是站在西方现代学术史的基础之上，也站在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之上的。西方的理性主义有两个阶段，可以称为古典理性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两个阶段，而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还有神本位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位的理性主义。那么我们所说西方进入现代社会，进入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进入到社会理论家们加以二元划分的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人本位的理性主义代替了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这个阶段既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阶段，也是韦伯所说的“除魅”的阶段，而这个过程中，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有这么几种模式（当然这几种模式有时间的先后差异，但是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陈阳（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摘要：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思想本身的广博与充满张力，更是因为韦伯触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出发，以文本的变化为基础，通过对韦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从中能看到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化；滕布鲁克；施路赫特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27－04 收稿日期：2013－12－25；修订日期：2014－02－28作者简介：陈阳（197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研究。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历了“帕森斯化”和“去帕森斯化” 的过程；在欧洲经历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的阐释与批评［1］3－31。1975年，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发表了关于韦伯作品的专论文章，使对韦伯的理性化主题的诠释成为关注的新焦点。腾布鲁克在关于韦伯主题统一性的文章中，对韦伯的著作史进行了考察［2］。从腾布鲁克所提供的韦伯著作史线索出发，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本内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一、新教伦理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改变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韦伯曾经提出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战略：“禁欲的理性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及伦理的社会政策的内容的意义现在必须予以描述，即，它对于组织类型和社会共同体的功能的意义，这些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从秘密宗教集会直至国家。在这之后，我们必须分析禁欲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而，我们必须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哲学的和科学的经验主义、与技术的展开以及，一般而言，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我们需要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进程，从中世纪现世禁欲主义的最初迹象开始，直到它分解为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全部过程。我们然后还需要在其特殊历史表现中以及通过禁欲宗教信仰扩展的特定地区来追溯这一发展。只有在完成这样的研究之后，禁欲主义的新教对文明的影响的范围才能被勘定，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成分进行比较，这些成分可以在回应个人的行动时改变与成型。 ”［3］118－119韦伯意欲对禁欲的理性主义同西方的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并研究禁欲理性主义的历史过程，将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禁欲理性主义的意义，进而对禁欲主义新教对文明的影响得出准确的结论。 1920年，韦伯在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时，在文末增加了一个脚注。韦伯说：“然而，我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意图，即直接延续本研究，按照上文所概括的研究日程继续推进；相反，我决定沿着一种不同的进路来推进研究。我做出这种决定部分是出于偶然（由于特勒尔奇的《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出版），部分是下述决定的结果，即祛除这种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的孤立性，并将其置于与文明发展整体关系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那时决定率先将关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普遍— ——历史关系的几项比较研究的结果写出来。 ”［3］292韦伯表达了希望将问题放置于“文明发展的整体关系中”、置于更大范围的普遍历史视野里的想法。这一研究计划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就是韦伯 · 72·

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_苑捷

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苑捷 [摘要]本文从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行业划分、政策取向以及文化产业的区域研究和行业报告等多方面对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现状做了概述。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政策经济发展国外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包括了对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对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战略的探讨,也有对文化产业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行业研究、比较研究和人文理论研究,等等。与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了完备的决策和研究机构,拥有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及其相关的网站,一些私人团体、基金会和公司也纷纷参与了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许多城市、大学及其下属的院系和科研院所还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纷纷以报刊、专著、网络、会议、决策机构和统计机构发表的年度报告等多种形式为载体,对文化产业这一新兴的产业展开热烈的讨论。下面我仅就手中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作一综述。一、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和行业范畴的划分在国际上,文化产业的概念至今还未得到十分严格和统一的界定,各国官方和学者也都认同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和不同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着这一概念。因此,文化产业有时也被称作或引申为/文化工业0(cultural industry)、/大众文化0、/通俗文化0、/创意产业0(creative industries)、/媒体文化0、/内容产业0(content industries)、/版权产业0(copyright industries),等等。这些或宽泛或狭义的称谓充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也提醒我们必须从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畴。在历史上,/文化产业0概念的提出起源于对/大众文化0的争议。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Ado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他们于1947年出版的5启蒙的辩证法6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0的概念,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由于他们是在单数的意义上使用/产业0 (industry)一词,因此中文也常译为/文化工业0,以区别于复数的/产业0(ind ustries)。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文化产品在工厂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标准化、规格化的方式被大量生产出来,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给消费者,最终使文化不再扮演激发否定意识的角色,反而成为统治者营造满足现状

法兰克福和汉诺威会展中心启示

汉诺威会展业汉诺威是德国下萨克森州首府，北德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它濒临中德运河，位于北德平原和中德山地的相交处，又处于巴黎到莫斯科、北欧到意大利的十字路口，是个水陆交通枢纽，这为当地展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自然条件，因而汉诺威市被誉为“世界会展之都”。它承办过两届世界博览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展览场馆———汉诺威博览中心，世界十大展览会中的5个在汉诺威举办。而在另一个角度来看，汉诺威展览业的发达又和这里的一个展览公司———汉诺威展览公司的业务拓展有着必然的联系。汉诺威会展业发达的原动力其实还来自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会展业极为发达的德国，许多城市的政府普遍将展览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德国几个大的展览公司都是有政府背景的，政府对展览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比如，汉诺威展览公司的两大股东———下萨克森州政府和汉诺威市政府，就分别持有其％的股权。在政府的支持下，汉诺威公司逐步发展壮大，从而带动了整个城市会展业的蓬勃兴起。汉诺威会展业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汉诺威展览公司多年的成功经营。从1947年举办第一届工业博览会至今，汉诺威展览公司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展览公司。目前它负责协调和筹备在汉诺威举办的所有展会，每年平均承办的国际展会二十多个，几乎月月都有一到两个大展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每年春季举办的工业博览会和信息、通讯及办公室自动化博览会。前者前身为1947年的德国出口博览会，到今年已办了52届，它在全球工业领域中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后者始于1986年，目前已成为这一领域里世界最大规模的展会。两大展会的观展人次每年均在30万以上，同时，汉诺威展览公司还在新兴国家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是吸引了大量的德国及欧洲以外的厂商为汉诺威参展，另一方面就是海外建设新场馆，并将自己成熟的展览会延伸到海外。比如，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诺威两大展会来自德国和欧洲以外的厂商均在40％以上。在2000年，汉诺威和另外两家德国展览公司一起与上海浦东土地发展控股公司合作，兴建了新上海国际博览中心。其著名的信息、通讯及办公室自动化博览会如今已经有了亚洲版、美洲版等，亚洲版自2001年以来已经举办

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文化工业论文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商业化与工业化，使人们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反抗的能力，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理论是当前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它也存在着某些缺陷，有待重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曾对大众文化进行过深人批判，其中的“文化工业论”是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霍克海姆与阿多诺于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把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与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联系起来，指出启蒙的核心就在于用科学化的、综合化的、工具化的理性来控制自然，把自然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人们对这种理性控制的盲目崇拜，将启蒙精神推至极端，使理性成了用来制造其它一切工具的一般工具。启蒙理性为了达到对自然的统治，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把一切都归到了纯粹的量，消除了物质的差异。数字成了启蒙的规则，从而把思维与数学混淆起来，剥离了知识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启蒙精神在依靠知识对自然的统治过程中，技术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技术成为知识的本质。技术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成了人统治人的工具。这样，启蒙理性对自由、公正、平等的追求却导致了对人性本身的压抑和扭曲，甚至为了效力于现存制度而疯狂欺骗群众。这样，启蒙理性也就成为新的统治人的工具。不仅如此，启蒙理性还造就了人们的顺从意识，使人们形成了程式化的思维方式，越来越象机器一样生活。由于工具理性盛行，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堕落成为商品文化，这种文化受价值原则的支配，成为可以大规模生产和复制的特殊商品，文化的创造变成了文化的生产，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产生。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姆与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所创造出的“大众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文化本身应具有的特点，使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就是说，文化被商品化了，文化工业所创造的化关系状态。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按“标准化”、“一律化”模式大批量制造，结果必然是文化产品丧失其应有的创造性和个性，个性的迷失则带来了“伪个性化”的盛行。霍克海姆与阿多诺还认为文化工业具有控制和操纵人们意识的意识形态职能，这种控制和操纵是通过它所生产的大众文化不断向人们提供整齐划一和无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来实现的。文化产品控制了人们的消费喜好，剥夺了人们的自由选择，使人们不得不接受文化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同时，文化工业所制造出的无深度的、平面化的文化产品，尽管能使人们在娱乐和文化欣赏中得到放松，但它却又使人们放弃了思想，放弃了反抗的权利，娱乐和文化欣赏因此丧失了其本真的内涵。文化工业不仅使人们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反抗的能力，而且它还通过对消费者进行欺骗，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霍克海姆与阿多诺以电影为例，指出“影片向观众保证，他们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持现在的状态，他们也不需要努力学习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就得到同现在一样好的报酬。但是同时电影也向观众报道了经过努力也根本不能改变处境的那个角落的人，因为他们通过自己低微的劳动是根本不能获得资产阶级的幸福的。”可见文化工业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忍受永远是令人失望的状况，以便能够更牢固的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综合以上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理论，可以看出这个理论不乏深刻犀利之处，但是任何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都具有因此而带来的有效性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