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与方言的联系和影响

普通话与方言的联系和影响
摘要：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
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方言指地域方言,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与影响。

关键词：普通话方言联系影响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是国家法定的语言，又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是在北方话和北京话基础上长期形成的，又不断吸收方言成分丰富发展自己，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语言规范程度比较高，语言声望最高，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全局性作用。

而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普通话之下，受普通话的影响，又吸收普通话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又丰富普通话。

可以说“普通话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它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作用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1、方言与普通话的联系
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

”普通话原来是北方方言中的一支，由于它在历史形成中对全民族影响较大，所以大家规定拿它为基础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族和全国的通用语。

称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那种“地方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分支，而像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与北京话一样，至少都是中古汉语的分支和地方变体。

同一族的语言，主要在地理上的渐变出来的分支，通常称之为方言，分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语言了，往往是受政治上的分支的制约，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

因此从语言学来看，方言和语言没有界限。

中国地域广阔，语言情况复杂，全国使用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是大有好处的。

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没有通用语或者有多种通用语，也不能说不好。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式确定为我国的国语，只有近百年的历史。

另外，在此以前，另一种以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南音系统的通语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也颇大，而且大部分的白话文文学作品都是淮河以南的江东文人以此种语言语汇写成的。

当白话文成为正宗书面语的“五四”以后，国语的语汇是以白话文语汇为基础的，又转而为后来普通话的口语。

如果那时有100个像老舍那样的作家写作，而不是事实上的这样数量的江南作家在写作，那么现今的普通话词汇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面貌。

尽管1949年建都北京以后，北京话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机会较多，但是普通话与北京话在语音和词汇上还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普通话在开始推行时，其生活词语的基础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白
话文书面语，并不是直接用的北京方言口语，所以即使是北京人在生活深处细处表达细腻的事物行为感情的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北京方言，因为北京话中生活语汇本土且丰富。

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

目前，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词语，但是由于方言作为绝大多数汉族人的母语（第一语言），生存在群众生活的角落，历史悠久，方言所积累的生活词语，自然要比建立在南方人书写的北方话书面语基础上的普通话词语丰富得多。

比如汉语的基础单音动词，我们曾经把老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动词与普通话动词做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

用笔者熟悉的上海方言随手拈来举几个例吧。

比如上海话的动词“瀊”，是水转圈子“洄溢”的意思，如说“发大水，阴沟里水瀊出来了”，现今大多年轻人不会说这个词了，只好用“潽（牛奶煮沸才说潽出来）”或“满”或用普通话“溢”代之，却都不能确切表现原词的意思。

又如普通话既表抽象又表具体的动词“挤”，在上海话中说“轧”，但“挤牙膏”这种加力使软物或液体从小洞中挤出，上海话中另有一词，叫“抮（读如‘珍’）”。

如果摆动身子碰到人地从人群中擦进擦出，这种比较具体的挤的动作，叫“gang（g读浊音）”，还有一个叫“ga（g读浊音）”，有从缝中挤进挤出的意思，所以说上海话中“挤”有各种“挤”法。

又如在上海话中“找零钱”用“找”，“找人找东西”是用“寻”的；“挑担”用“挑”，“选东西”是不用“挑”而用“拣”；“穿马路”用“穿”，“穿衣服”是用“着”；“船靠岸”用“靠（挨近）”，“靠着墙”用“隑gei（g读浊音，音近）”的；“削甘蔗”用“削”，而“椠生梨”用“椠（圆转地轻削，音qi）”；“更换”说“换”，如“换衣裳”，而“对换”是用“调”的，如“调物事（东西），调位置”；上海话一步一步具体的“走”，称“走”，如“钟勿走了”；比较抽象的“走”，称“跑”，如“侬跑过来看看”（你过来看一下），“外面转一圈”称“跑一趟”，普通话的“跑”原来称“奔”；“携带”、“捎带”称“带”，而“引导”、“带领”是称“领”的。

如“我领你去看看。

”……。

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而恰恰相反，在它普通话益扩大使用场合、在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的同时，主动大量地去吸收各地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

如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上海文化处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勇于创新的文化。

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一件就在上海话中造一个新名词，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博物馆、足球、高尔夫球、黄包车、三轮车、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可可、色拉、白兰地、啤酒、卡、麦克风、马达、派对、足球、高尔夫球、加拿大、秘鲁、博物馆、图书馆、幼稚园”等等，那时上海人见一种车子就很快取一个名词，如“三轮车、黄包车、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出租汽车、卡车、摩托车、自备车”，包括一些上海话中原有的有特色的词语“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像煞有介事”等，都由那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

但是后来，由于片面强调了“汉语规范化”，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受到阻碍，大不如前。

学生一用有用的方言词语，就被指为“不规范”，这样他们在长大后写文章也只有在原来那些词典上有的普通话词语中用来用去了。

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就有现代的国际的眼光，他还出国且关心国外语言问题。

最近他在华东师大报告中说：“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

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

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
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

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

”
有的人常常以《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那么多的汉语长期积累下来的词语而自豪，以为汉语是异常丰富的语言，其实《汉语大词典》中一半以上是古代汉语的词语，已经死去，语言与人体一样，不能起死回生。

我们要比较的是可用词汇量，《现代汉语词典》上收录的可用词语才65000多条，就算加上大量的专业词汇，加一个倍，13万词语吧。

我们的现代汉语可用词语比起英语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除了积极吸收外来词语之外，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源活水，使普通话不会僵化，普通话应该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大量有用的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对笔者转说过陆谷孙教授在复旦还说过：我到美国，看他们好的电视剧，语言很精彩，有近一半词语听不懂，其中大多是他们的方言俚语。

所以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一个要长，一个要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相反的，它们是一种互补双赢的关系。

我们应该告别那种斗争哲学的年代，应该站在积极的发展语言的立场上，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让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共生。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鄙视害人害己的唱高调。

根据国家语委公布的确实统计，我国正在使用语言的现实还是：中国人只有8%的人母语（即第一语言，从母亲那儿获得的语言）是普通话，那么多人说得最流利的是本地话，所以我们需要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用，互补通用。

不要打压任何一方，应该让它们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

所以我们的正确做法是：“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
我们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但在一个像上海那样的普通话基本上得到推广的大城市里，为了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提出保护和传承方言的问题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必须尊重方言，尊重母语，一个大都市在任何场合不能禁止百姓使用母语说话，选择自己喜欢说的语言是语言自由人身自由的基础，不要干涉说话自由。

当然，语言是起交际作用的，说话者也会注意听众的可接受度而在不同场合选用哪种适合的语言说话。

保护方言的关键是一个坚持让语言顺其自然发展的问题，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让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形成自然的双言环境，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同行。

尊重方言，在传媒和文娱演出、电视节目上适当开放方言的空间，真正做到主体性与多样性和谐发展。

说到底，语言无非是为了人类沟通，不是制造高精尖产品，怎样方便轻松就怎样说，不要加以限制。

语言使用应听其自然，处理语言变化发展事实时，也应尽量顺其自然选择。

会不会到将来，全国语言统一了，世界的语言就一体化了？这个问题应该由算命先生回答。

我们只知道，至少从有人类至今，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世界各地都存在方言，所以有没有方言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只有方言差异的大小程度的问题。

我们关心的是现在的现实，让语言更好地持续性发展，笔者认为，人类语言文化的本性是多样性，语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将永远存在。

2、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普通话作为共同语，作为经过规范的标准语，对方言起着示范性作用，规定了方言的发展方向，方言的发展要从属于普通话。

第二，普通话有统一的书面语，方言没有统一的书面语，只能采用共同语的书面语，必然要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第三，普通话作为共同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我国当前广播、电视、电影、书刊、报纸等，都是使用普通话。

第四，当前经济大潮中我国各方言间的流动人口很多，为了相互沟通，他们都使用普通话。

这样，使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用人口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方言的使用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使用范围将日渐缩小。

由此可见，今后方言的发展向普通话靠拢是必然趋势。

如果你认为方言今后不会进一步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这也没有什么不对。

方言产生了这么多年，存在了这么多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并没有萎缩，这本身就说明方言还是有市场的。

同时，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是地域文化产生发展的源泉，具有非常独特的人文价值。

方言与俗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俗文学产生的基础，民歌、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曲艺等是方言性最强的文学样式。

方言本身属于地域文化，而方言又是厚重的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生存的根基，与地域文化具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花八门的方言存在，也就没有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地方文化，而这些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融合了当地语言使用者的情感的传统文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方言的地位。

一种语言，包括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方言）的消失，那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多元文化的消失，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可见，方言还会保持其独立性，不会受到普通话影响，不会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至少，这种集中、靠拢的时间是无法预见的，可能很久很久。

从这个意义上看，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或许会同共同语永远共存下去，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方言在今后的作用和使用范围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不会被消灭，因为一种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损失是巨大的，难以衡量其价值。

参考文献：
1、陆谷孙《新英汉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版。

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10第5版。

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M]；语文出版社；2009.03.13第二版。

5、京华出版社编《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M]；京华出版社出版；1997.08.01
6、岑运强《语言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