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2.3汉朝法律制度

第三节汉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汉初黄老思想与“约法省刑”的原则。秦朝的暴兴暴亡，使汉初统治阶级开始深刻反思法家思想，严厉批判“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主张，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确立了黄老学派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约法省刑”的指导思想。汉高祖刘邦规定由赋十五而税一，汉景帝实行三十而税一的经济政策；汉文帝进行刑制改革，废肉刑，除“诽谤罪”等。汉初经过连续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稳定了汉王朝的统治地位。

2．汉武帝“德主刑辅”思想确立与封建正统法律的产生。汉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已经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决心改“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儒学思想家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系统地阐述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对孔子、孟子、荀子儒家思想，商鞅、韩非法家思想和阴阳等家学说的综合继承，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从而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不仅对汉代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制定法律

1．“约法三章”。西汉建立之前，刘邦为了争取民心，曾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西汉立法之开端，它为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2．《九章律》。刘邦建汉后，由于深感三章之法不足以惩治犯罪，故命令丞相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所谓《九章律》。《九章律》在秦律《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6篇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3篇而成。《九章律》是两汉的基本法律。

3．汉律六十篇的形成。

（1）《傍章律》。《九章律》制定后，叔孙通在高祖和惠帝年间又制定《傍章律》18篇。《傍章律》主要是关于礼仪制度方面的内容。

（2）《越宫律》。武帝时期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越宫律》主要是关于皇帝与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律。

（3）《朝律》。武帝时期赵禹制定《朝律》6篇。《朝律》又名《朝贺律》，它主要是关于朝贺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

以上三部法律，加上《九章律》，即历史上有名的汉律六十篇。至此，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三）法律形式

两汉时期，以律、令、科、比为基本的法律形式。

1．律。律是汉代基本的法律形式，包括以刑事法律规范为主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成文法典，如《九章律》、《越宫律》、《傍章律》和《朝律》。除此以外，还有《左官律》、《酎金律》、《上计律》、《田租税律》等单行法律。

2．令。令是皇帝所发布的诏令，内容广泛，法律效力最高，是汉代一种主要的法律形式。它和律一样是处理各项国家事务和解决具体纠纷的重要依据。如征税方面的《田令》、财产登记方面的《缗钱令》等。

3．科。科也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是律以外关于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种单行禁条，也称“事条”、“科条”。《文选·金科玉律》说：“科条，谓法令也。”如武帝时的《重首匿之科》，以及东汉颁布的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科条。

4．比。比又称决事比，是指在律无正条规定时，比照最接近的律令条文，或同类典型判例处断。如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1年）诏日：“廷尉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由于比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故被广泛应用，至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达13 472事，东汉时有司徒鲍公《嫁娶辞讼决事比》906卷。

二、刑事立法

（一）文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

秦朝灭亡后，汉朝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深刻反思和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传统的肉刑不利于封建政权的稳固，也由于汉文帝继位以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稳定，社会上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浸息”的繁荣景象。从而，汉初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汉文帝、景帝时期实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刑制改革。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获罪当施肉刑，其小女缇萦上书文帝：“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并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以替父赎罪。缇萦之举引起了汉文帝的思考，诏书云：“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又说：“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遂下令废肉刑，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改劓刑为笞刑三百，改斩左趾为笞刑五百，斩右趾为弃市刑。这次改革从法律上废除了肉刑，具有重大意义。但也不尽理想，改革中有由轻改重者，如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劓刑、斩左趾虽改为笞刑，但因笞刑笞数太多，使受刑者难保性命，即存在“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之缺陷，故改革有待进一步完善。

汉景帝时期，在文帝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刑制改革。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遂下令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又下诏令：“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同年，景帝又颁布诏令，改革刑具，规定笞杖长五尺，面宽一寸，末端厚半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时不得换人等。这使得刑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无疑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刑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刑法适用原则

由于儒家思想的指导，汉朝刑罚适用原则的儒家化是势所必然。

1．上请原则。随着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封建特权意识的发展，当时规定了上请制度。所谓上请，即当官贵犯罪后，可以请示皇帝给有罪者某些优待。高祖刘邦时期规定：“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宣帝、平帝时期规定：凡六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的特权。东汉时期上请的范围继续扩大，以至不满六百石的官吏都可以享受这种特权。汉代官贵享有的这项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这就为官贵犯罪后逃避法律惩处，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这种主张亲属间首谋隐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源于儒家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至汉宣帝时期明确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也就是说对亲属中的卑幼首匿尊长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亲属中的尊长首匿卑幼的犯罪，一般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的罪责。这个刑法适用原则一直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沿用。自此，封建法律开始儒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