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琵琶记》自问世以后，名重词坛，达到了“演习梨园，几半天下”的盛况。它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它开始，南戏创作进入了文人的普遍视线。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且颇具特色，对中国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结构的特色

《琵琶记》的戏剧结构是双线结构。这种双线结构是用剧中两个主人公的两种不同生活道路来组成的。一条线是蔡伯喈在京城的生活道路,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中的生活道路。这两条线上的出目是整个戏曲故事的主要部分,它是随着两个主人公的分别而开始,又随着两个主人公的团聚而结束。

《琵琶记》的这种双线结构比较特殊,它的戏剧效果是很奇妙的。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特别是在南戏和传奇中,双线结构是很普遍的。但它们当中有些多是两条线索表演两个故事,彼此之间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还没有关系,这在描写内容上就有分散之弊。可是《琵琶记》则不然。这两条线索演的是一家人的戏,表达的是一个主题,这在描写内容上,就显得集中。并且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使剧中人物互增其悲,就在观众中大大增强了戏剧的悲剧效果。这就是《琵琶记》双线结构不同于其它双线结构的奇异之处和奇妙之处。

《琵琶记》采用了双线并进的结构，以两种场面的对比来组织戏剧情节，这一点成为明代作家遵循的范式。

（二)语言的特色

《琵琶记》语言的风格，有自然澄澈的特色，以口头语写心间事，刻写入髓，委婉尽致。语言以本色为主，兼具本色、文采二者之长，与人物身份、境地绝相符合，这正是《琵琶记》的语言艺术特色。

首先，剧中人物的语言，与人物身份、环境相适应，注意在性情上着功夫，而不以词调巧倩见长。人物因不同性格、不同心境所以语言也有差别，目的是使语言真正成为刻画人物思想性格及情感的工具。如蔡伯喈与牛小姐在《中秋赏月》中，同是欣赏月亮，同是听箫笛之声，在同一景物里，表达出不同的人物感情，显示出不同的人物个性。牛小姐的语言是浸透了团聚的喜悦之情的，蔡伯喈的语言是浸透了离别的忧愁之情的。这是用欢悦和凄凉两种不同感情的语言描写出两种不同个性的人物。

其次，《琵琶记》的语言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使用了文质相间、相对的两种语言风格：牛府一线与蔡家一线分用雅丽和本色，二者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且相得益彰。

赵五娘这条线上的人物语言是本色语言。赵五娘作为一个民妇，她的唱段带有直抒胸臆、朴素无华的特点。赵五娘这条线上的人，是指赵五娘留在家中，她同她身边的这一群人物，即蔡公、蔡婆、张广才等。他们语言的特色有这样几点：自然朴质，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厚。它不大讲究词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词句的雕琢，这是一种接近于人民生活的语言。而蔡伯喈这条线上的人物语言是文采语言，蔡伯喈这条线上的人物，是指蔡伯喈去京城做宫，入赘牛府。他同他身边的这一群人物，诸如牛小姐，牛丞相等等。他们的语言特色有这样几点：词句华美，文采灿然，语言富于色彩，讲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运用，是一种高度诗化

的语言，是一种高雅的语言。

(三)声律的特色

对《琵琶记》的声律后人颇多争议，根据之一是高则诚自己在剧中所说的“也不寻宫数调”。钱南扬认为:“高明自己虽提出了‘也不寻宫数调’的口号，但实际《琵琶记》的声律，要比过去的戏文整伤完备得多，可以说集格律之大成。……节奏的缓急，性质的粗细，声情的哀乐，以及搭配方面的联套、专用和兼用，宜叠用和勿宜叠用等，都结合具体戏情，安排得十分妥贴。”

《琵琶记》中既有“两三人合唱”，又有各色的独唱、接唱、轮唱及众人的合唱，不仅使独唱与接唱、轮唱及合唱相互交替穿插，集中抒发了人物各自的感情，同时强化了气氛。节奏由慢趋紧，成为了典型套数，作为明清传奇的联套结构而沿袭使用。并且《琵琶记》的曲牌联套自成规范，甚至被后人当作联套的定式和标准。

联套结构除了过曲以外，有引子和尾声。王骥德《曲律·论引子第三十一》:“《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谓开门见山手段。”其尾声有用【十二时】、【余文】、【意不尽】等，不仅数量有所增多，而且均为三句十二板，从而构成标准的套曲。

此外，曲白夹花可说是高则诚的一种创造，不仅具有调节唱念节奏的作用，同时使人物的内心活动由说白加以点明，显得含蓄、动人。第十六出中的【普天乐】，前半一句唱夹一句白;下半则二句唱夹二句白。又如第二十出的下场诗和念白相组合，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夹花。

(四)表演的特色

“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戏剧剧本的创作与舞台表演是紧密相关的。戏剧艺术的舞台本质，决定了一部堪称优秀、足以传世的剧作必须具有案头与场上兼擅、文本与演出俱佳的艺术品质。所以说，《琵琶记》的演出之盛与其剧本在舞台艺术方面的造诣是分不开的。《琵琶记》优秀的剧场结构技巧，使得作品在演出时场下易晓，优人易记，同时也适用于戏中的角色和情节。

《琵琶记》的剧场结构在宋元南戏中的确是最为成熟的。在情节设计、脚色表演、宫调套数、场次安排等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善，彻底改变了宋元南戏剧场结构的民间性特质，使其兼具了功能与审美的双重品质。例如：

《琵琶记》在分派脚色、场次方面是很妥善的，而且，各脚色都可以唱，在曲文方面，也分配得很均匀。《琵琶记》中的角色主从有序、庄谐得宜、唱做相衬、劳逸均匀，且避免了因脚色重复出场而影响到排场的效果，能够做到周旋顺畅、从容不迫，实属不易。这点，《琵琶记》做得很成功。而且，《琵琶记》在场面调剂方面也做得很出色。比如，生、旦戏的场面调剂。《琵琶记》采用了生、旦交替出场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生、旦间的脚色重复，调剂了场面的转换。

《琵琶记》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把民间文学和文人创作结合起来，使南戏步入了艺术上更加成熟、雅俗共赏的阶段。《琵琶记》对后世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被称为“南曲中兴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