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研究综述

安然于书斋，畅游于天下

——孟繁华研究综述

人杰地灵的山东铸就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孕育了一个出色的思想者——孟繁华，他风趣、快乐、率真，他热爱美酒、美文和一切美的事物。他的真性情流淌在文学生活中。在大多数人眼里，孟繁华是现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化研究者，著名的教授，著作颇丰，成就卓越，续鸿明在“当代著名学者系列”栏目攥文：《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中说：“他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投注热情和心力。在90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执著地倡导一种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迂阔过时的‘新理想主义’。……在这个无人喝彩的时代里，他依然对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的关注。”[1]他的这些身份和在文学、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让我敬佩。但是他作为一个认为学者，一如既往地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切、探索和思考，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他的批评和研究不仅仅流于作家的文字框架，而是深入到文字所传达的思想境地，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实关怀不是考量一个作家唯一的尺度，但没有现实关怀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是他的文学观点，更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的宗旨。

下面将围绕孟繁华先生目前主要的文论著作，并结合学界文人对他的评论，从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研究、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来漫游孟繁华先生的学术之旅。

一、现实关照下的文学批评

在一次访谈中孟繁华说，“我觉得一个批评家除了要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表达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情怀，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和介入热情。文学批评当然有个人趣味在里面，但那不应是决定性的东西。批评更应该对公共事务或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感兴趣，并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文学问题。我觉得一个批评家要有三类相关的知识储备：文学理论、文学史和对当下创

作状况的了解。理论是武器，是批评的起点；文学史是依据，它会告知我们哪些作品是新鲜的经验；当下创作状况是我们发言的基础。不了解创作如何批评。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人笼统地否定当下文学，但他们并不了解。这样的批评是无效的批评”。[2]他也曾写道，“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3]这可以算作是孟繁华的批评观，也是他在批评实践中时刻不忘的批评准绳。

孟繁华的评论涉及大量当下文学作品，有的是老作家们的新作，比如他对谢冕、洪子诚、陈晓明、汪曾祺、古华、张承志、贾平凹、林白、陈染等当代文学研究者和作家的评论，在批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还对新进作家作品做出最及时的反应，相对于名家，孟繁华更加倾力于对青年作家的发现和对他们的代表作品的深度解读。相对于出版和市场青睐的长篇，孟繁华花更多精力阅读文学期刊，他觉得中篇的成果更好地反映出作家的叙事能力以及对时代介入的热望。他对新作家作品的难掩的喜爱和不遗余力的推荐，正是在一丝不苟地履行他作为批评家对文学承担的责任。由于文学批评的当下性，以及孟繁华文学批评的锐利、率直和充满才情的文字，同其他的研究工作比较起来，他的批评却有更大的影响。

现实关怀几乎深深贯穿在孟繁华的每一部批评文字里，孟繁华文学批评的突出价值和独到的审美内涵或许正是在于他对当下现实人生的思考和审视，对未来家国命运走向的关怀忧患意识。这在他2001年出版的批评论文集《想象的盛宴》中有最明显的表现。开篇第一个专题《学人传略》，以历史上著名的爱国文人闻一多先生为例，义正词严的发问“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宿命和精神信念的论述可谓鞭辟入里，铿锵有力，给当下每一位知识分子有如当头棒喝。闻一多先生领导舆论，批评时政，成为社会良知的监护人，他的气质、性格和他大义凛然的无畏风范，深深影响着孟繁华，在敬佩之余更多的是反思当下，“现如今，虽没有当年的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坏境，但是审查今日的现实，远没有人们想象和叙事的那样美好，可我们却再难听到闻一多式批评的和火烈。知识界的蜕化已成景观，不仅随处可见当年的刘文典教授，就是见到甫志高之流，却发现他原来就是我们的熟人”。 [4]这段肺腑之言，足见孟繁华对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和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传承，历史与当下，

先人与如今的泛泛之辈，孟繁华在对先人的缅怀的同时，更是也深刻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担忧，对建立知识分子传统的呼唤。他曾强调要“建立知识分子的新传统，以新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确立自己独立的精神地位，在世纪之交的苍茫时分仍不失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5]他念念不忘“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看来是执意要在分崩离析的“苍茫时分”、在群丑喧嚣百无禁忌的喜剧时代做一个态度热情表情庄严的批判知识分子。孟繁华是一位文人，但是他最倾注全力的并不是文学而是精神，灵魂归宿和民族国家问题，正如摩罗在《戏剧时代的悲剧精神——论孟繁华的文化批评与文化选择》中所说，“孟繁华反复强调建立知识分子传统，实际上就是强调要继承他们的悲剧精神，要求自己做一个崩溃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喜剧时代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不惟喜剧时代，而是在任何时代，最高贵的人都是人类悲剧命运的自觉承担者”。 [6]第二专题《作家论衡》中，从历史的横向和纵向，以及小说中故事的设置来评析贾平凹的《土门》，他对今日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忧患，他以作家的立场，尊重自己对生活的整体感觉并准确地表述出来。从叙事策略和文化角度分析邱华栋的都市小说创作，分析其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饮食男女对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表达对欲望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悲悯，此外还有对林白、陈染、徐小斌等女性写作的批判，虽然是从不同的维度对不同性别不同写作类型的作家进行研究，但是其中都有一种敏锐而深刻的情感和忧虑贯穿其批判文字中，那就是现实关怀和思考。

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里，批评家在处境是尴尬的，在文学史和作家的夹击之下，有很多批评家已经干脆抽身躲进自己构筑的文学蜗居里了，能坚持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身份写作的文人已经寥寥无几，更何况能不畏惧世俗偏见和文化潮流的冲击，始终保持一份对文学忠贞不渝的热切关注，这对于现代危机重重的文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孟繁华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总能看到他对知识分子群体、农民工群体、城市漂泊者等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的论文，他不同于单一的文学视角的批评，而是以知识分子立场，坚持不懈探寻民族和灵魂出路。孟繁华在这方面典型的文学批评文章，如《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论要》、《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等，他以自己的主动性辩证地思考世界和艺术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中，人的政治性与其社会性存在的意义。相对单一被动地理解文学，流于消费文化的写作和研究，这种更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