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现实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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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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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外围现实主义研究
【摘要】本文试图解释外围现实主义理论所不能解释墨西哥、阿根廷冷战结束前后对美国政策调整收益差异的问题。具体的逻辑是这样的:文章首先识别了现有的埃斯库德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理论形成的历史及其价值预设;然后根据埃斯库德的著作,归纳出了其理论的框架、外围国家对大国政策行为的进程模式(变量关系)和规范的政策取向;再利用这种“外围国家对大国政策行为的进程模式”解释墨西哥、阿根廷案例,并发现其解释力的不充分性;随后提出了新的解释变量(相互依存)的假设,来改进理论的解释能力,通过假设演绎的方法,验证了提出的假设,证实了因果关系,并考察了具体的因果关系机制,最终得出了墨西哥、阿根廷收益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而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再把这新提出的变量,纳入到旧的理论模式中,形成修正的“外围国家对大国政策行为的进程模式”。期刊之家网李编辑修改发表论文QQ:528265165
【关键词】埃斯库德外围现实主义外围国家相互依存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提出问题
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客观的,背后都有价值的预设,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是如此。大国不仅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还主导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弱国从来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的研究对象。即使研究,也是从大国的角度审视弱国的行为(比如失败国家对大国秩序影响的研究),或者处于理论研究的边缘地位(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然而,我们需要一种从弱国的角度去研究,一方面描绘一种基于弱国视角的世界图景,形成一种批判理论,解构主流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与此同时,揭示弱国的行为的模式,为弱国外交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
经过对阿根廷外交史的多年研究,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于 1992年提出了关于弱国行为的理论。埃斯库德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向较为薄弱的环节——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现象入手,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和补充。他批判了主流理论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假
设、政治领域的自主说和国家中心主义(本节提出的术语的含义见本章第三节“术语界定”一节),提出了国际体系的等级制假说,政治从属于经济、权力与财富并存,公民中心主义等假设,并据此构建了国际体系中外围国家与大国关系的框架。埃斯库德并不完全否定现实主义,而是希望在主流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来增强它们的解释力,因此其理论被称为为“外围现实主义”。根据这种框架,埃斯库德提出了“小国事大国”的外交政策哲学,指出外围国家(如阿根廷这样的中等国家)应该摆脱国家中心主义,转而采取公民中心的理性,接受与大国关系中的等级制现实,与大国进行合作,来谋求发展利益,如加拿大那样最终成为发达的外围国家。埃斯库德希望这种外交政策哲学,取得与当年经济领域的“中心—外围”理论一样的地位,成为冷战后拉美国家对外关系的指导学说。论文问题咨询腾讯认证QQ800099353
事实上,埃斯库德的理论确实产生了较大的现实影响。冷战结束前后,许多拉美国家调整了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其中,有两个国家的对美政策调整最为引人注目,分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阿根廷﹝梅内姆政府(1989—1999 年)和德拉鲁阿(1999 年 12 月到2001 年 12 月底)﹞和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1988—1994)以及继任的塞迪略(1995—1999)、2000 年上任的萨利福克斯时期﹞。两国均属于国际体系里的中等国家、外围国家,此前都具有反美主义的历史经历和外交思想,在冷战结束前后阿墨两国都大幅调整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采取了与美国的务实合作甚至“结盟”的外交政策。其中,阿根廷还是直接以外围现实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对美政策调整。然而,两国对美政策调整的最终政策效果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墨西哥从对美外交调整中获得了很大收益,并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比如 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美国给予了支援;而阿根廷梅内姆政府尽管主动采取了一系列亲美“结盟”的外交行动,但获得的收益较少,特别 2001 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时美国拒绝对阿根廷采取救援措施,结果导致阿根廷政府再次调整对美外交,放弃了与美国结盟的政策。
阿根廷和墨西哥冷战结束前后所进行的对美政策调整符合外围现实主义的假设(具体内容见第二章第二节的介绍),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如何解释这种差异?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对此问题的回答就是本文的主题:外围国家对大国合作政策的收益问题,即同样采取了合作政策,为何有的国家的收益要好于另一些国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遵循理论建构的逻辑:从理论到经验,再从经验到理论。本文首先“发现”问题,说明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与历史经验不相符合,在对历史经验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替代解释,再用历史经验来验证这种替代解释。本文试图在外围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对阿根廷和墨西哥冷战结束前后对美政策调整进行案例的比较研究,揭示外围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解释两国对美政策收益的差异,最后提出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与美国相互依存度不同,并将这个新的变量纳入外围现实主义的框架,扩大其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