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新阐释

戴震“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不仅引起清代中期哲学的一个转向，而且还建立了清代汉学家哲学的典范，从而推动了中国哲学史上概念范畴意识的发展。建立新的典范的人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他的空前的成就对以后的学者起着示范作用；一是他在该学术领域之内留下许多工作让后人接着做，从而逐渐形成新的研究传统。考据学思潮虽然酝酿已久，但是，自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后，经学考证才开始发生革命性变革，从而奠定了清代学术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学术的范式是由顾炎武确立的，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方法由戴震继承下来，即成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经学方法论，从经学史的角度看，戴震与顾炎武是一致的。但是，从哲学史的角度讲，戴震与顾炎武的思想还是有距离的。顾炎武反对脱离经学讲义理之学，反对脱离典章制度讲性与天道，以经学代理学的背后实际上是要以朴学代理学，取消义理之学的独立性。戴震虽然强调训诂、考据对义理之学的基础性和工具性价值，但从来没有想取消义理之学的独立地位，而且，突出义理之学的优先性是他一贯的学术宗旨，《孟子字义疏证》就是戴震在对经典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义理之学。
《孟子字义疏证》从形式上看更象一部字典，实际上是讲概念范畴的，上卷专门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他在每个范畴标题下都标明了条数，以此说明这是采取了考据学的方法，这也是他在书名中用“疏证”的用意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哲学思想并非是戴震首创，南宋朱熹弟子陈淳的《北溪字义》已开先河，此书上卷阐释了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下卷阐释了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不过此书的目的在于阐释、推广朱熹的理学思想，其思维方式与宋儒无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来阐释其哲学思想，而非宋儒主观体证、形上体悟的方法。虽然孟子字义疏证所提到的范畴都是宋儒提到过的，但戴震以新的方法将其重新概念化，赋予新的内涵，重新概念化的过程正是科学革命(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标志，许多学者依照戴震的这一典范继续进行哲学研究，较有影响的有焦循的《论语通释》、阮元的《性命古训》、陈澧的《汉儒通义》、黄以周的《经义比训》，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他们都是以训诂考据为工具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意识的发展。吴派领袖惠栋曾作《易微言》，其方法、体例皆与《孟子字义疏证》同，但其影响远远不如后者，而且其所论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易学，钱穆称“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初发其绪而未竟。”[12]可谓知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戴震确立了清代汉学家哲学研究的典范。
一、戴震哲学方法论的确立
清代经学是以考据学的形态出现的。顾炎武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盖流风所及，戴震早年论解经方法有类于顾氏，他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2]由此可见，戴震在其十分年轻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的经学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二是“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前者侧重于由个别细节的理解上升到整体的理解；后者侧重于由整体的理解指导个别细节的理解。二者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围绕经典本文的解释的循环，戴震后来经学方法论大致不出这一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戴震对义理与考据关系的看法也往往随着他更重视哪一方面而有所变化。
同年，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又说：“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斯草秽于畦而茅塞其陆。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 [4]这也是戴震从治经的角度来评论汉儒和宋儒的，很多学者把戴震在此文中所说的“得失中判”与《与方希原书》中的“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等同起来，其实不然。此文中，戴震并未就汉儒与宋儒分别评价，而是通论他们的得失，他们的“得”在于“取义远，资理闳”；他们的“失”在于“目未睹渊源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由此可见，戴震此时认为汉儒对制数的研究中同样蕴涵着对“理”、对“义”的诉求，汉儒与宋儒对经学的研究都指向义理，指向经中之“道”，的哲学家，朱熹在文献考证、辨伪、校勘学方面有巨大的建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朱熹重视训诂、文献考证及有关学科。实际上，朱熹视文字、音韵为治经之末，无碍大局。他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茹得其大者，多不留意。”[9]文献考证，在朱熹看来是末流工夫，甚至被他排斥在读书求知格物穷理之外。考证对于他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业余爱好，他说：“若论为学，考证已是末流，……却且收拾身心向里做些工夫。”[10]又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11]这说明，在朱子学术系统中，训诂、考证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若有地位，也只是服务于义理，因此，朱子把考证放在义理允许的范围之内，以是否符合义理当作判断训诂、考证得失优劣的首要标准，置客观分析于次要地位。他往往为论证其义理系统的历史合理性而背离实证的道路，用那些自己未必相信的文献资料，为自己的义理系统杜撰经典依据，利用《尚书·大禹谟》中的“虞廷十六字”作为其理论依据是明显一例，他甚至还为《大学》做了《格物补传》。
乾嘉以降，这一方法一般表述为“由训诂以明义理”，意思一样，在本文中，我们还是遵循戴震的原始表述。从此，戴震把他的经学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统一起来，这也意味着戴震对宋儒义理之学的拒斥。在戴震并未提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之前，他仍然沿用宋儒义理之学的方法论。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标志着戴震哲学方法论的断裂，以此为界限，戴震的哲学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戴震早期在哲学上仍然遵循宋儒“摆脱训诂，直寻义理”的方法，其代表作为《法象论》、《读孟子论性》、《读易系辞论性》、《原善》三篇；戴震后期则以经学方法论取代哲学方法论，力图以考据学方法建立新的哲学，其代表作为《原善》三卷、《孟子字义疏证》。尽管他的哲学方法论有着前后期的分野，但其哲学宗旨却是一贯的，那就是要去“私”、去“蔽”，达到“仁且智”的境界。从思想内容来看，戴震的基本哲学思想在其前期的《读易系辞论性》中已经确立，王国维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中对此有精辟的见解：“戴氏之学说，详于《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然其说之系统，具于《读易系辞论性》一篇。”[6]
戴震在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年）《与方希原书》中对汉儒与宋儒的经学予以评价：“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3]戴震分别评论了汉儒与宋儒的得失，在这里，他还是承认宋儒对经典中形而上的义理之学的宏扬，也承认汉儒在制数方面的成就，所谓“制数”，在戴震那里主要指的是经典中形而下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训诂、考据的对象，有时也可以指代考据或考核。实际上，此时的戴震把汉经学（主要指东汉经学）与考据学等同起来；把宋经学与义理之学等同起来，义理之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他所要强调的是汉、宋经学不可偏废，而且要相互沟通，显然，戴震此时已经感到有沟通义理与考据的必要了，但他还没有从方法上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晚年，义理之学在他那里居于核心地位，义理之学是“轿中人”，考据之学是“轿夫”；考据之学对于义理之学来说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章学诚在《书朱陆篇后》中也客观地记述了戴氏晚年对义理与考据关系的看法：“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温寒耳。”[8]段玉裁是戴氏的得意弟子；章学诚是戴氏的最大论敌。他们对戴氏的记述大体相同，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些记述看作戴震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晚年定论”。
然而，戴震在乾隆三十年乙酉（1759年）《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对义理与考据关系的看法有了重大变化，他说：“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5]在这里，戴震反对的是把汉经学与宋经学的差别看成是“故训”与“理义”的差别，这与他在《与方希原书》中以“制数”与“义理”区别汉儒经学与宋儒经学有所不同，戴震找到了沟通“制数”与“义理”的方法，即以“故训”沟通“制数”与“义理”，因为义理就蕴涵在典章制度中，而了解典章制度就必须以训诂为手段。这样，戴震就确立了自己的义理之学的方法论，也就是他“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
戴震所提出的“由故训以明理义”则是明确主张把义理系统建立在对经典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即建立在训诂考据的基础上。戴震以训诂为工具，对重要的哲学概念范畴加以分疏，尽力挖掘这些概念范畴在经典中的原始意义，也就是他所说的要寻求经典中的“至道”，他坚信，通过训诂方法，完全可以求得“十分之见”。百分之百地理解经典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自顾炎武以来，学术界充满了这一自信，相信原典中包含了所有真理，相信通过考据学的方法能够发现它们，戴震也正是带着这种自信把经学方法论运用到义理之学的创作中。因此，在戴震看来，宋儒对经典的阐释融入了太多的主观见解，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对经典进行完全客观的实证分析是建立义理之学的必由之路。
二、戴震哲学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积极意义
顾炎武倡导以经学代替理学、由训诂以明义理，开一代风气，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顾炎武批评明末士人游谈无根，使得学术界一反明末空疏学风，脚踏实地地做学问，这个“根”仿佛就是训诂考据，实际并非那么简单，它至少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思想要有学术根柢，二是思想要根源于现实问题。顾炎武虽然不专门阐发其义理思想，但其训诂考据之学中无不贯穿了他对现实的关注。他本人也没有以考据方法去建立一门义理之学，当时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之间的张力也并不突出；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大盛，使得两者之间的张力凸显，成为学术界的核心问题之一。戴震最终以考据学方法来建立义理之学，从哲学史的角度说，主要是解决义理与考据关系的问题，迎接考据学家的挑战。
宋儒黄震曾指出宋明理学的方法论特征：“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出诂训。”[7]在戴震的前期的哲学著作中，戴震沿袭了宋儒这种“摆落训诂，直寻义理”的方法。这也与他早年承认汉儒制数之学与宋儒义理之学各有其合理性有关。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戴震强调义理之学与故训之学的紧密关系，即义理之学必须建立在对经典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否则不能成立。他强调的是故训之学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新阐释
王世光
在乾嘉时代的学术界中，哲学无疑是个冷门，性与天道，鲜有问津。虽然戴震对这些很感兴趣，大谈理欲之辨，可当时没有多少学者与他共同讨论这些问题，那些抱残守缺的宋明理学信奉者早被学术界看作边缘人物，其理论水平也难与戴震争锋，有趣的是，倒是一些文人在那儿喋喋不休、说长论短。所谓汉宋之争，也并非汉学家与理学家围绕某些具体哲学问题进行争论，更多的是后人门户斗争的结果。当时学术界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之间的关系，这是当时学术界有意识地探讨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经学考据大师，戴震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索也不断地影响他的义理之学的创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方法论，即“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对清代汉学家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近世的哲学研究方式。
“由故训以明理义”是清代中期哲学的重要转向之一，它与宋儒“摆落训诂，直寻义理”的哲学方法论正好相反，这意味着哲学的创立由对经典主观的体证转向客观的分析。宋儒在依据原典创立哲学体系过程中，并非把儒家经典当作一客观的对象，而是把它们当作一活生生的存在，正是在这一涌动的生命之流中，宋儒去体悟、去证明他们“自家体贴出来”的义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