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戴震（1724——1777），
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

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人。

进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

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阴阳、五行、道都是物质性的气。

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理化气中”。

他还认为宇宙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地之化”，通过耳目鼻口之官接触外物，心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则，致知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考察研究，只有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道理。

他还提出“光照说”，认为心之认识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远，这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反映论。

在伦理思想方面，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

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

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而不能只“存理灭欲”。

他还提出“以情洁情”的主张，反对道学家的伪善，“以理杀人”。

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

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及《答彭进士允初书》等，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学，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清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

书中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

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

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

”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

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

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

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

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从而建立起带有浓厚考证色彩的人性说。

整个乾嘉时期，考据之学风靡朝野，戴震的义理之学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他只是作为一个考据家而深为一时学者所推重。

一生著述甚多，后世汇为《戴氏遗书》刊行。

戴震的一生充满坎坷与传奇。

他自幼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经商，广泛接触社会生活，见多识广，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追本穷源的思维习惯。

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也完全得力于他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学术品格。

戴震22岁写成《策算》，23岁写成《六书论》，24岁写成《考工记图》，25岁写成《转语》，27岁写成《尔雅文字考》……可谓天资聪颖，著述繁富。

他一生汲汲于科举考试，但屡遭败绩，直到40岁才考取举人，51岁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52岁才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开恩，赐同进士出身，而次年他便英年早逝了。

在学术研究中，戴震首先是以乾嘉考据之学大师著称于世的。

但与清代中叶其他经师钻故纸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据学的出发点在于有意识
地继承并发扬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他提出过“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

他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

”“离词——辨言——闻道”，构成了戴震哲学的主体框架。

在戴震看来，故训明物，乃是明道之具，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他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

”戴震的意思是，义理、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义理是最为重要的，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

这直接导致了戴震的考据学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质：“有志闻道，为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看来，戴震“取证于经书”的训诂学，完全是一个主体意识呈现的过程，是通过传统经典的义理发现来揭示哲学思想的手段。

戴震最高的学术成就其实不在于文字考据，而在义理之学。

章学诚说：“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

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

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章氏高论可谓独具慧眼。

戴震借助对《孟子》的再次诠释（主要见于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
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坚持“气化即道”的宇宙观，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并且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道的真实内容。

戴震的哲学思想特别擅长于哲学分析、抽象与理性思辨。

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与“化之流”、“生生者”与“生生而条理者”以及“自然”、“必然”、“本然”的关系，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

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

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理”的神圣性、神秘性，他用分析的方法将其还原为不同类与不同事物的规定性，借助先秦两汉时期质朴、平实的经典释诂，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

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

“理者，存乎欲者也。

”他十分注重人的血气心知，“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

”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天赋人以“心”，即理性思维来调节作为感性存在的人。

换言之，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

欲、情、知三者条畅通达，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戴震以“理欲一元”的论说，打破了程朱理学“理欲二元论”的藩篱，并且视程朱之“理”为专制主义的“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诸如此类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都十分流行。

这些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声。

戴震是王夫之以后比较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他通过训诂考据探讨古书义理，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

戴震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物质的气，这种物质性的气就是阴阳、五行，就是道。

道的实体，就是物质的阴阳五行，“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

他明确指出，“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绝不是精神性的东西。

他批判了程朱学派“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所谓形上形下都是气化流行的形态。

形而上是指阴阳未成形质时的原始形态，形而下是指阴阳二气所产生的各种具体事物。

戴震继承和坚持了“理化气中” 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程朱学派“理化气上”的唯心主义。

他认为所谓“理”，无非是事物的条理，即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不是离开具体事物的所谓形而上者，理就在事物之中，“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

戴震认为，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

他把宇宙看成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并把这个运动变化的过程，称之谓“道”。

但在发展观上，戴震认为道是运动变化的，而具体事物(器)却是一成不变的，“器言乎一成而不变”，“气化生人生物之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这又具有形而上学的因素。

戴震提出“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和“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的观点。

认为天地之化产生人的血气，由血气而产生认识能力，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起源论。

他认为人的耳目鼻口等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心能发现事物的规律，说“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

他强调对事物要进行考察研究。

他解释“致知在格物”这一认识论命题时说：…其曰…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

戴震还提出“光照论”，认为“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

其心之精爽，钜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

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又有明暗，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

把认识比作光照，这是
一种直观的反映论，并不能正确说明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

戴震猛烈地抨击宋明理学“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观点，在“血气心知”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以理欲统一为中心的伦理学说。

戴震认为，人是一种有感觉的自然物，有血气心知，“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认了人的情欲，就否定了“人之为人”。

他强调欲和私的严格区别，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

相反，人的自然情欲是道德的基础。

“理存乎欲”，道德准则的作用在于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和发展，即“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并使之不断臻于完善。

他主张“以情洁情”，使天下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无不得其平”，戴震揭露宋明理学“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是统治者“以理杀人”的工具。

他沉痛地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的伦理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近代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先声。

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是中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

其著作主要有：《毛郑诗考正》、《诗经补注》、《尚书义考》、《仪礼考正》、《考工记图注》、《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大学补注》、《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水经注》、《古历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