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

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人。

进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

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阴阳、五行、道都是物质性的气。

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理化气中”。

他还认为宇宙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地之化”，通过耳目鼻口之官接触外物，心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则，致知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考察研究，只有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道理。

他还提出“光照说”，认为心之认识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远，这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反映论。

在伦理思想方面，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

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

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而不能只“存理灭欲”。

他还提出“以情洁情”的主张，反对道学家的伪善，“以理杀人”。

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

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及《答彭进士允初书》等，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学，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清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

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

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

”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

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

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

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

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从而建立起带有浓厚考证色彩的人性说。

整个乾嘉时期，考据之学风靡朝野，戴震的义理之学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他只是作为一个考据家而深为一时学者所推重。

一生著述甚多，后世汇为《戴氏遗书》刊行。

戴震的一生充满坎坷与传奇。

他自幼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经商，广泛接触社会生活，见多识广，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追本穷源的思维习惯。

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也完全得力于他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学术品格。

戴震22岁写成《策算》，23岁写成《六书论》，24岁写成《考工记图》，25岁写成《转语》，27岁写成《尔雅文字考》……可谓天资聪颖，著述繁富。

他一生汲汲于科举考试，但屡遭败绩，直到40岁才考取举人，51岁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52岁才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开恩，赐同进士出身，而次年他便英年早逝了。

在学术研究中，戴震首先是以乾嘉考据之学大师著称于世的。

但与清代中叶其他经师钻故纸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据学的出发点在于有意识地继承并发扬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他提出过“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

他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

”“离词——辨言——闻道”，构成了戴震哲学的主体框架。

在戴震看来，故训明物，乃是明道之具，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他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

”戴震的意思是，义理、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义理是最为重要的，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

这直接导致了戴震的考据学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质：“有志闻道，为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看来，戴震“取证于经书”的训诂学，完全是一个主体意识呈现的过程，是通过传统经典的义理发现来揭示哲学思想的手段。

戴震最高的学术成就其实不在于文字考据，而在义理之学。

章学诚说：“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

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

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章氏高论可谓独具慧眼。

戴震借助对《孟子》的再次诠释（主要见于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坚持“气化即道”的宇宙观，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并且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道的真实内容。

戴震的哲学思想特别擅长于哲学分析、抽象与理性思辨。

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与“化之流”、“生生者”与“生生而条理者”以及“自然”、“必然”、“本然”的关系，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

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

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理”的神圣性、神秘性，他用分析的方法将其还原为不同类与不同事物的规定性，借助先秦两汉时期质朴、平实的经典释诂，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

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

“理者，存乎欲者也。

”他十分注重人的血气心知，“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

”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天赋人以“心”，即理性思维来调节作为感性存在的人。

换言之，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

欲、情、知三者条畅通达，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戴震以“理欲一元”的论说，打破了程朱理学“理欲二元论”的藩篱，并且视程朱之“理”为专制主义的“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诸如此类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都十分流行。

这些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声。

戴震是王夫之以后比较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他通过训诂考据探讨古书义理，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

戴震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物质的气，这种物质性的气就是阴阳、五行，就是道。

道的实体，就是物质的阴阳五行，“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

他明确指出，“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绝不是精神性的东西。

他批判了程朱学派“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所谓形上形下都是气化流行的形态。

形而上是指阴阳未成形质时的原始形态，形而下是指阴阳二气所产生的各种具体事物。

戴震继承和坚持了“理化气中” 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程朱学派“理化气上”的唯心主义。

他认为所谓“理”，无非是事物的条理，即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不是离开具体事物的所谓形而上者，理就在事物之中，“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

戴震认为，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

他把宇宙看成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并把这个运动变化的过程，称之谓“道”。

但在发展观上，戴震认为道是运动变化的，而具体事物(器)却是一成不变的，“器言乎一成而不变”，“气化生人生物之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这又具有形而上学的因素。

戴震提出“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和“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的观点。

认为天地之化产生人的血气，由血气而产生认识能力，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起源论。

他认为人的耳目鼻口等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心能发现事物的规律，说“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

他强调对事物要进行考察研究。

他解释“致知在格物”这一认识论命题时说：…其曰…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

戴震还提出“光照论”，认为“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

其心之精爽，钜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

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又有明暗，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

把认识比作光照，这是一种直观的反映论，并不能正确说明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

戴震猛烈地抨击宋明理学“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观点，在“血气心知”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以理欲统一为中心的伦理学说。

戴震认为，人是一种有感觉的自然物，有血气心知，“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认了人的情欲，就否定了“人之为人”。

他强调欲和私的严格区别，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

相反，人的自然情欲是道德的基础。

“理存乎欲”，道德准则的作用在于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和发展，即“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并使之不断臻于完善。

他主张“以情洁情”，使天下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无不得其平”，戴震揭露宋明理学“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是统治者“以理杀人”的工具。

他沉痛地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的伦理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近代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先声。

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是中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

其著作主要有：《毛郑诗考正》、《诗经补注》、《尚书义考》、《仪礼考正》、《考工记图注》、《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大学补注》、《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水经注》、《古历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