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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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传奇》中的“巫母群像”及其形成原因陇东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2006061140 尚文辉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这种倾向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及作家独特的个人气质,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表现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巫母群像;情绪记忆;社会背景;个人气质

在我国传统文学的许多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一直是以“慈母”的类型居多。而母爱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文人以母爱为题,写出的文章便滋润蕴藉。在古典文学中,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最具代表性,这首诗凭借对母亲真挚的感情和“慈母”的形象为后人所称道,而这首诗中的“母亲”也成为中国传统母亲光辉形象的一个缩影。此外,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回到家乡时,睹物伤怀,将忧国忧民之心与思母之情相融合,写成了感人肺腑的《无家别》。而在东汉,女诗人蔡文姬的《悲愤诗》中,诗人被乱兵虏至匈奴,万里投荒。之后被汉使赎回时,母子诀别,凄凉伤感,这首诗中充溢着一种醇烈的母子之情。随后出现的现代文学中,又多次出现了表现对“慈母”的眷恋,赞扬伟大的母爱的文学作品。其中,冰心在1932年写的散文《南归》,就是为了纪念其1929年逝世的母亲,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此外,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表现出“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即使是以“现实主义”作品著称的老舍,在《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也不免发出“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1]的感叹。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学对于母亲的定位,长期以来都聚焦于代表“爱”与“温暖”的“肯定”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而在这种宗法制下生存的妇女,则被要求以“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等等一系列依附于他人的条件为生存基础。而这些要求也成为衡量一个妇女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基本标准。这种局面直到张爱玲的作品出现才得以打破。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的原形则较多的与代表纵欲,危险,阴暗的“否定”方面相关联。《传奇》是张爱玲解放前的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传奇》所表现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层阶级和抗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情形,张爱玲笔下的洋场社

会,乃是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最古旧最腐朽的封建文化结合的畸形产物,她在揭示这种畸形社会生活时,所选择的特殊角度是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亲情关系。与五四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所表现的婚姻、爱情、母爱的主题相反,张爱玲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卑劣的一面,从而反映了40年代这一特定时期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封建文化结合的畸形商业社会生活圈中那种普遍的迷惘、失落与疯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冰心为代表的作家对母亲的书写无疑属于第一种类型,而张爱玲笔下则显然是第二种类型的母亲群像。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母亲。她笔下的母亲或自私,或软弱,或狠毒,或愚昧,俱呈现出阴暗、扭曲和病态的一面。从其作品中大量出现且极具独特性的母亲形象看来,母亲在她生命中留下的情绪记忆,以及她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是始终未曾摆脱的影响。张爱玲对传统女性观的彻底解构,成为她所描绘的苍凉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传达了她对女性、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期待。

对于“母亲”这个词语,我们赋予它太多的诠释,也赋予它太多的内涵。母性是女性天然的本能,这也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根本所在。因此,母爱就表现出了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为孩子选择良好的成长环境,教子有方等内容。同时,母爱也被描绘成母亲对子女的恩情,无私,伟大,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有悖于母亲天性的母亲形象,母亲变得利欲薰心,穷凶极恶,母女关系危机重重,母子连心的温暖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幻。大致讲来,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有三种类型:(1)被金钱扭曲灵魂的母亲;(2)因性压抑而变态的母亲;(3)丧失母爱能力的母亲。对种种病态母亲的极致描述,传达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激烈否定。

一、被金钱扭曲灵魂的母亲

这一类母亲和儿女之间,横亘对金钱的贪欲,母性沦丧,儿女失所。在《传奇》中,金钱是导致人性扭曲变态的重要因素。《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花凋》中的郑夫人,她们的母爱俱已在金钱的异化下荡然无存。曹七巧贪图富贵嫁入豪门,牺牲青春与情欲换来一份家产,为守住这份家产,她拒绝了思恋多年的男人,将儿女牢牢钳制在手中。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女人,也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中的女人,她性格暴躁,心理变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疯狂的报复欲,由金钱的牺牲品沦为金钱的奴隶,她始终活在对金钱的渴望与恐惧中,深陷在金钱的泥淖里,在她的身上,已看不到一丝母性的光辉,剩下的只是自虐与虐他的疯狂,最终成为一个吞噬子女的恶魔。《花凋》中的郑夫人,对女儿的爱远较对金钱之爱稀薄。在女儿病重之时,她满心利益打算,不肯拿出私房钱来为女儿治病,任由其“一寸一寸地死去”。但在女儿死期将近,因为价钱的便宜,她给女儿买了两双鞋子以示

“爱心”;女儿死后,她在不必自己掏腰包的情形下,将女儿的坟墓修葺一新。“母爱”的虚伪面具被无情地一层层剥落。在《传奇》中,这样的母亲并非仅此二例,《倾城之恋》中的四奶奶,完全忽视女儿尚且年幼,满心想把女儿嫁给富家子。此外,《琉璃瓦》中欲借女儿攀上豪门的姚太太,《封锁》中为获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这一系列的母亲形象,无一不是在亲情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后者。

二、因性压抑而变态的母亲

这类母亲不惜扼杀儿女的幸福甚至生命,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母爱本是最无私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在《传奇》中却颠倒过来,儿女成为母亲性压抑的牺牲品,母亲形象呈现出一种触目惊心的病态与残忍。《金锁记》中曹七巧无疑是《传奇》中最为恐怖变态的母亲形象,七巧在自己的情欲彻底失去满足的可能后,变相地霸占亲生儿子长白。七巧在潜意识中是把儿子当作一个真正的男人看待的,一个自己能够抓住的那男人,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如果说她对儿子是一种变相的占有,那么对女儿婚事的破坏则是为了满足其施虐欲,她以疯子般的审慎和机智埋葬了女儿长安的爱情。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已使她不能眼见他人甚至是自己儿女的幸福,只有毁灭性报复的快感才可稍稍让她获得一点平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第一炉香》中养母性质的梁太太及《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年轻时不顾兄长的拦阻嫁给一年逾耳顺的富商做妾,当她同时获得金钱和自由时,却已经老了,丈夫的长寿使她的花样年华只能在压抑与荒芜中流失。“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很多人的爱”[2]困在牢笼内多年的情欲一旦挣脱束缚,便显出狰狞的面目,为了满足自己无耻的性欲望,已是半百之人的梁太太不惜以牺牲亲侄女的色相以勾引男人浪荡子供她享用,对性的放纵使她脱变为一个令人不齿的“母蜘蛛”。在葛薇龙身陷其中,任由摆布后,又撺掇乔其乔先娶后弃,完全置侄女“黑暗与寒冷”的未来于不顾。在梁太太隔着扇眼打量葛薇龙并决定收养的那一刻起,侄女已不是她的亲人,而物化为一个工具,先用后弃势成必然。这种以吞噬子女青春生命为乐的巫母之“爱”在《第二炉香》中并没有如此明显,但“爱”的美丽外衣下掩盖的,是同样恐怖的残子剧。多年守礼谨严的寡居生活,使得蜜秋儿太太的个性里大量吸入了一种“黑沉沉的气氛”,这种压抑通过一种看似理性的疯狂表现出来,她“严明的家教”,苛刻到女儿看张报纸也要检查。大女儿因为性知识的缺乏,视并无异常的丈夫为禽兽,致使丈夫自杀,自己也濒于变态。命运重蹈覆辙,同样的一幕在二女儿的新婚之夜重演,身为母亲的蜜秋儿太太却在出事的当天,急急带着女儿走亲访友,遍扬此事,再次断送了二女儿的幸福,并置二女婿于死地。这三位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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