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

宫体诗与南朝乐府的不同点探究

一、从宫体诗讲起

宫体诗是指产生于宫廷的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是一种有特定内容和风格的宫廷文学。

宫体诗的形成发展自有其因，单就文学方面而言，它是六朝文学由雅趋俗趋势下的新产物，由玄言而山水再到咏物诗，“力渐柔而采渐缛”文学渐入性情声色，形式愈加流畅优美。再加上六朝乐舞发达，民歌盛传至上层社会，引起士人纷纷仿习，宫体渐成。但这些诗作仅着力于对女子形容服饰的描绘，多冰凉冷漠，这与其作者深受佛教影响有关。

这类诗歌的共同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声律。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

二、文士对南朝乐府的接受过程。

南朝乐府的创始作品，大都本是民谣，也有些是文士所创，但后者也可认为是起自民间。一来“其歌词却不一定是他们的创作，其中有许多是被他们采撷修改了的民歌”，二来文士受民歌影响创制出曲辞，这些曲辞在民间广泛流行并衍生出许多民间作品，当然也可以视其起自民间。

文士们偶或创作民间乐曲，这只是个体私下里的行为；民间乐曲进入朝廷音乐机关，并不等于上层统治阶级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演唱、创作民间乐曲视为文士自我群体的正统行为。东晋时，对民间乐曲虽可有所喜好，但在正统场合是不能演唱的。刘宋时，随着民歌在文士中越来越流行的进程，上层社会开始彻底接受民间乐曲了。南朝乐府的代表吴歌、西曲已成为朝廷音乐，并作为礼物相赠。以上所述是讲文士们从曲调、从演唱民间流行之作上对南朝乐府的接受，文士们接受南朝乐府的另一表现是拟作的大量产生，即依曲调而填词。

三、宫体诗与南朝乐府的不同点

文士宫体诗与南朝乐府属两大系统。文士宫体诗与南朝乐府渊源不同，二者在表现方法上亦多有不同，除入乐与否的不同、多为五言八句至十四句与多为五言四句的不同、多为直笔描摹与多用比兴双关的不同外，还有几点：一是追求纪实与虚拟的不同。梁代宫体诗具有相当数量的就特点对象而发的诗作，这表明，文士们并不满足于就题材而题材地创作摹写男女交往或摹写

女色的诗作，他们追求诗作的纪实性。而南朝乐府，除本辞是与特定对象联系在一起外，其他之作或者是在依曲调而衍化本辞故事，或者是拟作就他人他事抒发情感，或者是民间百姓借以吟咏其自我经历但没有点明，与文士群体或文士个体的情感抒发没有什么关系。

二是以男性口吻吟咏与以女性口吻吟咏的不同。与前述宫体诗的纪实性相关，那些就特定对象而发的诗作，一般都是诗人自我的口吻，而那个时代的诗人一般是男性居绝大多数，因此，宫体诗的绝大多数是以男性的口吻来写男女及其交往，是男性为中心的。南朝乐府一般是以女性口吻吟出的。一来某些吴歌、西曲的本辞就是女子吟出的；二来有些曲调虽然本为男子首创，但流行至民间后产生的作品亦为女子口吻。

三是故作矜持与热烈奔放的不同。南朝乐府民歌在情感抒发上热烈奔放，有“忆子腹糜烂，肝肠尺寸断”(《子夜歌》)的痛彻肺腑，有“乘月采芙蓉，夜夜得怜子”(《子夜四时歌·夏歌》)的狂热相恋，有“经霜不堕地，岁寒无异心”(《子夜四时歌·冬歌》)的忠贞与“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欢闻变歌》)的誓言。而文士宫体诗叙写男女交往或有引向床帏之间，欣赏的却是女子娇羞的神态。即便是写床帏之间，民歌是直叙，而宫体诗则写得扭捏娇羞。

四为全面描摹与细节刻划的不同。宫体诗要描摹女性容貌，而且不仅仅是描摹女性容貌，而是以之为核心全面描摹女性并导向于男女交往。即便是“咏美人”之类单纯咏人的作品，在描摹女性的同时，还要描摹出符合此女性身份的动作、情感与交往。南朝乐府民歌则更注重于对男女交往中某一片段的刻划，实际上是对细节的描摹，是对动作与对状态的叙写。

四、宫体诗与南朝乐府的结果

文士们希望在曲与辞两方面都有自主性体现，他们不希望模拟式地依曲填词，而朝廷乐官也不希望永远不给文士宫体诗谱曲。上述愿望在逐步实现中，起步正在梁武帝时。至陈、隋时，宫体诗与南朝乐府相融和，这就是自创流行曲与自创辞相结合来吟咏女色。本来就有词的淫靡放荡，此刻又加上正统观念所认为的曲的淫靡放荡，宫体诗走入了穷途末路，而南朝乐府也因脱离了民间，走向了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