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等剧作创作

李健吾等剧作创作

李健吾等剧作家

李健吾等的改编戏剧

沦陷区的戏剧创作极不平衡，基本状况是南盛北衰，东北、华北只有少数作家坚持创作，而上海陷落之后则延续了孤岛时期戏剧创作、演出与理论批评的繁荣局面。改编戏剧成为风尚，影响很大；历史剧也因时而起，成绩喜人；立足现实生活的现代剧数量偏少，不过其中喜剧创作异军突起，颇具特色，它们共同构成沦陷区戏剧文学畸形繁盛的特殊景观。

改编分两种情形：一是改编非戏剧形式的中国文学名著，主要是现代作家的作品，如李健吾改编巴金小说《秋》，罗明改编林语堂小说《京华烟云》，费穆改编沈复笔记小说《浮生六记》等，这些改编涉及文体之间的转换；二是改编外国文学名著，多数是戏剧作品，也有小说、电影等，范围包括了欧美和俄苏的许多作家作品，这类改编需要将异域特质本土化。上海沦陷时期后一类改编剧占所有剧作总数的近四成，大量作家涉足于此。

李健吾李健吾（1906－1982）是此时上海剧坛举足轻重的人

物，既是活跃的剧作家，还是上海剧坛积极的组织者。其实，早

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以小说《终条山的传说》赢得鲁迅称赞，

20世纪30年代成长为成熟的剧作家。《这不过是春天》、《梁

允达》、《新学究》等作品，着力于对复杂人性的发掘、对微妙

心理的揣摸，对舞台趣味的追求强于对时代感的把握，对话精炼

流畅，结构紧凑奇巧，时人评“他与曹禺一样，作风能自成一

家”。

李健吾的改编剧接近10部，对巴金小说《秋》的改编被称为“上海剧坛光辉的代表，它像一首清丽的诗篇，艺术水准成就极高”。但他更多是从外国剧作改编，如《王德明》、《阿史那》便脱胎于莎士比亚名作《麦克白》和《奥赛罗》。他有意识地选取中国历史记载中相类似的人物事件来移植改造，使改编成为一种再创作。李健吾的改编除对原作的精神有所承继，人物关系、历史背景、情节冲突都追求中国化，甚至人物姓氏、语言、服饰等形式要素也努力尊重中国读者与观众的习惯与口味，让外国名剧“入乡随俗”，成为本土化程度很高的艺术。萨尔度是19世纪末法国“佳构剧”的代表作家，技巧老到，布局奇巧。李健吾一向对其情有独钟，并以萨尔度的原作为底本改编了四部剧作。不过，李健吾深悉萨尔度艺术的得失，在改编中加重了人生忧患的蕴涵，使作品成为沦陷区现实巧妙而真切的隐喻性写照。如《花信风》在喜剧的热闹中渗出浓郁的人道主义意味，《喜相逢》则一改原作剧情轻飘，在中国北伐战争的背景上增强了“线条”的力度。《金小玉》改编自《杜司克》，更是被推为近顷“力作”、年度“魁首”，该剧叙写北京1925年春末革命党人逃避北洋军阀搜捕所发生的纠葛。在“佳构”式的结构中具体展示革命与爱情、阴谋与误会的矛盾冲突，“革命者的坚忍，艺术家的刚毅不屈，女伶的痴情与嫉妒，军警头子的阴险与狠毒，纠错盘结，迸出耀眼的火花，构成惊心动魄的故事。道地北京气氛的人事景物，你再也想不到

它的原生地是法国”。此剧充分显示了李健吾卓越的戏剧才华，是“佳构剧”

的框架与“现实主义的倾向”的有机融合。

其他剧作家散文家柯灵、小说家师陀根据高尔基的《底层》合作改编的《夜店》更是获得一致好评，许广平赞誉为“接触现实最深刻”的作品

。原作表现沙皇俄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惨状，改编剧将背景置换为日伪横行的沦陷区上海，描写中国下流社会互相倾轧、彼此吞噬的情景。剧作冲突跌宕起伏，结构开阖自如，对下层人物性格的把握准确，刻画生动，真切地再现了“人间地狱一角”的种种人生面相，尤其那种“炉火纯青的活生生、火辣辣的对话”，为剧作增色不少。柯灵根据美国小说《飘》和师陀从俄国作家安特烈夫原作《吃耳光的人》改编的同名剧作和《大马戏团》虽各有特色，但影响却不如《夜店》。

上海沦陷区改编剧的成就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是空前的，名导演陈绵改编了《茶花女》（根据法国小仲马原作）、《复活》（根据法国巴大叶的剧本与托尔斯泰的小说）。优秀演员黄宗江也改编创作了《落花时节》、《大地》，后者刻画一位乡村妇女阿兰艰难困苦的一生，富于泥土气息。著名导演黄佐临于1944年内连续改编《处女的心》、《梁上君子》、《荒岛英雄》，在喜剧、闹剧的形

式中描述现实，寄寓怨愤。

陈麟瑞、顾仲彝是两位学者型的剧作家，深受欧美戏剧艺术影响，他们作品丰富，但此时主要的成就体现在对外国名剧的改编上，其业绩相应地更多表现为对外国戏剧理论与戏剧形式的引进、转化方面。陈麟瑞有改编剧《晚宴》、《孔雀屏》、《雁来红》等，他对组织戏剧冲突的“发现、转变、解决”等结构技巧运用自如。顾仲彝的改编剧注重人物心理剖析，擅长设置戏剧情境，使人物心理

在特定戏剧情境中生成、展示、变化。

孔另境等的历史剧

现实处境的险恶，导致历史剧创作增多，既然直接表达阻碍重重，那么就走以古喻今的曲折路子。这时的史剧创作有两个特点，一是现实感慨含蓄潜隐，二是题材多为古人的爱情悲剧，展示礼教与人性的冲突。

孔另境孔另境（1904－1972）对沦陷区戏剧运动的贡献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从

1943年冬到1945年，他为《世界书局》主持出版《剧本丛刊》五集，共五十种，“使抗战时期上海戏剧创作得以流布”；其二，创作剧作五部，其中三部为历史剧。《李太白》为第一部，在广泛参考有关李白的故事传说和戏曲传奇及诗人的诗文创作的基础上写成。剧作始于李白出川入京，终于诗人流徙夜郎、拒旨抗命，对诗人的一生行迹尤其是人生境界进行淘洗，尽量隐去诗人幻想征召一展怀抱、出仕朝廷难免嗫嚅的一面，突出其傲视富贵、鄙薄礼法的性格，渲染其与森严的礼教秩序冲突抗争的自由精神。作家在《跋》中自述：“……李白的长日在醉乡自有他一定的原因，我企图在这剧中给予一种说明。”剧作是借李白之醉酒，浇胸中之块垒，历史人物的愤世嫉俗被转为真切的现实忧患。

随后创作的《沉箱记》和《春秋怨》，形式技巧比《李太白》“较胜一筹”。《沉箱记》取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但剧作比评话立意更为高远，是将主人公作为“最高贵的女神”来塑造，代表“中国被侮辱女性中的特殊的人格”。在一群女性形象诸如谢月朗、徐素素等的映衬下，杜十娘不甘屈辱的高贵人格得以浓墨重彩地显现出来。《春秋怨》从《左传·鲁公11年》脱胎而出，主要表现弱肉强食的春秋时代一个弱女子的悲剧故事与刚烈性格。孝姬是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