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论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摘要：

孔子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巨人，他的思想震古铄今，他开启了儒家学派的大门，他为后世指明了道路，他永远是中华文明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

关键字：孔子中国文化教育思想

正文：

其实大家对孔子都比较熟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对孔子都毫不陌生，基本每一个人都能背上孔子老先生的几句话，他和他的思想早就扎根在中华民族之中。他在中华文化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来看看孔子的生平，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逝世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贵族。那孔子在中华文化的巨大地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孔子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其思想观点，集中见这于其弟子编撰的《论语》。

孔子的思想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孔子的核心思想如下，礼：所谓的“礼”，是指按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人与天地合一”，可简称为“人和天地”的思想。人性天赋，人伦与天道的合一，“人伦者，天理也”。天人感应。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尚中、贵和的思想。各方面的和谐：人与自然；人际关系；治国之道等。尚中，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教育思想：他主张“有教无类”，使一些贫寒之士也受到了教育。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愤不启”等闪耀着教育思想的光辉。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里面有许多

先进的思想，他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功不可没。在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化一路传承几千年，与我们的先进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儒家思想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屹立于世界而不倒也有很大的作用。不过孔子的所有思想并不是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看到孔子的思想与后来的统治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儒家思想也不是完全一样，儒家的发展也无不打上了为了维护君权、加强对老百姓统治的烙印。这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但究其思想性而言，虽然有许多糟粕，比如维护君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糟粕，对这些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正是孔子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方方面面。历史上除了孔子再也没有人能将中华文化影响如此之深。

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华文化能继承和发展5000多年而屹立于世界之林不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孔子开创的教育文化。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广收门徒，号称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为继承、发展和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教育主张、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孔子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在孔子“三十而立”前后，大约在他三十至三十五期间。二、在孔子于鲁昭公二十七年自齐返鲁之后到仕鲁之前，也就是他三十七至五十岁期间。这一时期中，孔子

的教育思想、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弟子遍及齐、鲁、楚、晋、秦、陈、吴各地，同时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三、孔子晚年，结束长达十四年的流浪生活，自卫返鲁，从他六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去世，孔子进行了他最后五年的教育活动。这期间他删定六经作为教材，使教学经验进一步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由于孔子生前非常注重教育，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因此，从孔子去世后第二年开始，孔子就不断受到祭奠和追封。孔子的封号从汉平帝时的褒成宣尼公逐渐提升到唐玄宗时的文宣王，以及清顺治时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精神追求道，并极力寻找弘道的机会，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子夏

说：“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提倡“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把学优与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推行贤人政治，改良社会政治，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反对了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成为当时积极分子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