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唐代-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

后记
中国古代政治之于思想学术的发展，其作用总是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 唐代初年的统治者对于史学和历史编纂固然十分重视，但这种“重视”同 样体现为推动、促进与干预、控制两个方面。前者无疑从制度、人力、物 力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官修国史和国史档案文献编纂的有序进行，后者 则更多的暴露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与史学关系的本质。 由于起居注、实录等国史档案文献编纂，往往事关皇帝个人的名誉、 权威以及政治集团中不同派别的政治利益，因此皇权和不同的政治集团总 是试图通过对国史档案文献编纂的干预和控制，进而掌控王朝史的记录权 和解释权，导致档案文献编纂曲笔伪饰，甚至遭到粗暴的禁止与焚毁，严 重违背档案文献的编纂原则，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起到破坏和阻碍作用。 唐太宗本人就曾几次要求阅看起居注和国史，并要求房玄龄按照自己的意 旨书写历史，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公然篡改《实录》，掩盖历史真相， 为此后的国史和国史档案文献编纂开了一个“恶例”。中唐以后，牛李党 争同样渗透并影响到实录的编纂。
一、制度建设
唐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官 方档案文献编纂机构以及编纂制度的建设， 这个过程伴随着唐朝初期设馆（史馆）修史、 官修国史制度的确立与实施。这套机构与制 度，保证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 国史档案文献的持续编纂，进而为官方国史 修撰提供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保证。唐代的 史馆，既是官方国史修撰机构，也是国史档 案文献编纂机构。
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 之 唐代
——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
目录
一、制度建设
二、类型创新 三、思想理论的总结 四、经世致用精神
五、私家档案文献编纂的兴起
六、总结
前言
在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发展历史上，唐 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历史 时期。它既是对两汉以来，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 期档案文献编纂的总结和深化，又是在新的统一 的中央集权政治形势下的创制和开先。唐代的档 案文献编纂，无论在编纂制度、编纂实践还是在 思想理论的总结上，都有重大的创获与建树，为 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后期元明清各朝代档案文献编 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产生重要而 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制度建设
唐代设馆修史、官修国史制度的确立，开启 了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新时代，它使起居注、 实录等国史档案文献的持续编纂具有制度的保 证，大大的推动了国史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 至宋代，随着官修国史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相 继建立了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会要所、 玉牒所等各种专门的国史档案文献编纂机构， 把官方国史档案文献编纂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四、经世致用精神
唐代档案文献编纂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突出表现在中唐以后苏冕《会要》、李吉甫《元和国 计簿》以及一些重要政治家诏奏集的编纂方面。 苏冕《会要》不仅专详唐代高祖至德宗九朝之典制 制度，而且包含了史料的内容。李吉甫《元和国计 簿》，10卷，以全国统治范围为统计对象，从国家财 政经济状况的角度，揭示出天宝以来唐代地方藩镇逐 步强大而中央政治统治削弱的严峻局势。该书的编纂， 用意明确，即为宪宗时期实行强化中央王权、抑制藩 镇割据的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五、私家档案文献编纂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裂，政权林立以及 门阀氏族政治的影响，私家撰史之风大盛，“官修 之史，十才一二，私修之史，十居八九。” 中唐以后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剧变，激发了一 大批有识之士抱着存史、补史、以史为鉴、以史经 世的目的，以各种形式从事历史编纂，私家撰史、 私家档案文献编纂再度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官方 史学垄断历史编纂的局面，使中唐以后的史学、历 史编纂学呈现出官私并存、互动发展的新态势。
一、制度建设
史馆的设置可以追溯到北齐，但是史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在唐朝初年。高祖武德五 年（622），唐朝建立未久，唐高祖即采纳官员的建议，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 陈六朝历史，虽历数年未有成效，但确立了官修前代史的格局。太宗贞观三年（629）， 再次下诏修周、隋、梁、齐、陈五代史，贞观十年（636），“五代史”同时修成奏上。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修史活动，唐代的史馆和官方修史制度确立起来。首先，为保证五代史 的成功修撰，在中书省设置了秘书内省，这是具有史馆性质的修史机构，但非常设机构， 五代史修成后，随即废置。其次，设置了总领全局的官员，如以宰相房玄龄“总监诸代 史”，秘书监参与“总监”，秘书丞“总知类会”。第三，贞观三年（629）闰十二月， 即在设秘书内省修前代史稍后，于禁中设立史馆，作为常设的修史机构，掌修国史。这一 举措，标志着唐代设馆修史、官修国史制度的正式确立。伴随着这一制度的确立，起居注、 实录等国史档案文献的编纂提上日程，成为史馆的重要职能，史馆的组织规模和编纂制度 在集成前代制度的基础上更佳发展完善。唐代史馆官员主要有监修国史、兼修国史、史馆 修撰、直史馆、和判史馆构成，建制之初，“监修国史”即由丞相担任。贞观三年（629） 闰十二月，设史馆，四年（630），以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此为唐代监修国 史之始。出组织机构建设外，唐代史馆还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编纂制度，一保证官修国史的 顺利实行，宰相监修和史料的征集与搜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宰相监修，具体包括受 诏修史、奏荐史官、确定体例断限、布置分工、审定书稿以及在国史编撰完成后，一监修 的名义奏上朝廷等诸多职责，对于保证国史修撰质量、推动国史以及国史档案文献编纂工 作各环节的有效展开，具有重要作用。
二、类型创新
唐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还体现在类型的创新，即能够适应政 治制度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创设新的体例与题材。在国史档 案文献编纂方面，唐代在前代起居注、实录等已有形式基础上，相 继创设了时政记、圣政纪和日历等新的类型，这些官方国史档案编 纂的新形势都为宋代所继承和发展。在行政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德 宗时期苏冕编纂《会要》40卷，该书以“事目”为中心，叙高祖至 德宗九朝的典制沿革，每个事目之下，按朝年顺序排比有关诏书、 章奏等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来看，该书创设了一种新 型的典制体断代史，即“会要”体，但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角度来 看，该书实具有当代综合行政档案文献编纂的性质，此后宋代官方 行政档案文献编纂的重要项目“国朝会要”正是在苏冕《会要》所 创设的体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两宋直至明清时期前代 会要之书的编纂十分可观，构成了古代历史文献编纂的一个专门系 列。
一、制度建设
唐代设馆修史、官修国史制度，对辽金两朝 以及中国古代后期元明清各朝的官方国史编撰 制度，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辽金以后 元明清的官修国史制度，尽管各有调整变化， 但在官修国史机构的设置、宰相监修制度以及 起居注、实录等国史档案文献的持续编纂等方 面，都不出唐代设馆修史、官修国史制度所奠 定的基本格局。
Thanks for listening
二、类型创新
在专门行政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唐代的成 就同样令人瞩目，产生了财政档案文献编纂 性质的“国计簿”等多种新的类型，对宋及 以后各朝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影响深远。在 律法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宋代极为活跃的 “编敕”，亦产生于唐代。
三、思想理论的总结
唐代档案文献编纂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它孕育产 生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理论的总结性著 作——《史通》。《史通》诚然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 学理论专著，但其中包含了丰富系统的有关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和理 论，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总结。 《史通》所包含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和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即档案文献史料观点和档案文献的原则与方法。在档案文献史料 观点方面，其关于区分两种性质的历史史料，即所谓的“当时之简” 和“后来之笔”的论述最为重要，揭示了档案文献的基本属性，提出 了“记注”等历史的档案文献的书写原则，强调了档案文献在历史编 纂学和史学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理论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档案文献史料的利用问题上，其态度是理性的，既重视档案文 献的原始记录性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档案文献在编纂上存在问题， 认为史馆修史在利用档案资料时，不能简单照搬，而要加以鉴别。
一、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丞相监修制度的实质，是皇权通 过宰相监修来监督控制包括国史档案文献修纂在内的国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修撰， 使之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制度为后来的五代和宋所继承，宋 代除实行一相监修外，还增设提举官，并实行“过局”之制。 随着唐代设馆修史、官修国史制度的建立，一确保官方国史修 撰的史料来源。唐代史馆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记注 档案、诸司供报、史馆搜访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其中记注档 案和诸司供报是两个最重要的来源，唐代为此建立了完备的记 注官制（即左、右史馆制）和诸司供报制度，今《唐会要》卷 63《史馆上》所载“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应该是中唐时期在 唐初史馆有关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结果。这项制度为五 代史馆所继承，内容更加详明。史官搜访和“馆外人员主动提 供”两项，到宋代尤其成为官修国史获取私家历史编纂成果的 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