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

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

摘要：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关注。论文通过对2000年以后研究现状的考察，对安史之乱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爆发原因、影响、安史之乱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史叛军人物、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安史之乱时期墓志及其他相关问题。

关键词：安史之乱；研究综述；2000年以后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关注。在胡戟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中对二十世纪的安史之乱研究动态已做过初步梳理，但其侧重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和影响。而随着近些年新出土的墓志和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安史之乱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动态。本文将对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的研究动态进行一下大致梳理，以察近二十年安史之乱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一、安史之乱爆发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较早，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到了2000年以后对其研究依然没有丝毫的减弱。张京华在《“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再探》[1]中从政治学角度入手，对当时唐廷的各方势力进行分

析，认为安禄山叛变是由于利欲与实力变化所导致的，而叛乱爆发的原因主要是杨国忠激化矛盾。明秀丽在《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为例》[2]中认为君王个人的思想和心态对于国家正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唐玄宗统治后期则由于玄宗心态的变化造成了社会各方面矛盾激化，酿成安史之乱的爆发。宋社洪在《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3]中认为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谢元鲁在《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4]中从心理学角度入手认为唐玄宗在开元后期起，由于人生价值及其内心情感的矛盾与冲突的发展，他的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荒怠国政、奢侈浪费、任用非人是引起安史之乱的内在因素。李飞在《安史之乱背景分析――唐前期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

相对安定》[5]认为唐玄宗对安禄山进行羁縻策略失败造成其叛乱，同时也反映了唐朝对整个东北进行羁縻策略的失败。金荣洲在《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局限》[6]一文中认为正是由于唐廷在危机管理上没有严格执行防范制度，疏于管理，致使安禄山日渐坐大，具有反抗中央权威的资本。而唐玄宗在中晚年时的危机管理意识存在很大

的局限性，造成了安禄山的叛乱。王军在《谈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以安史之乱与王忠嗣遭贬黜为例》[7]中根据恩格斯、汤因比等人的观点，从偶然性因素（王忠嗣遭贬黜）改变唐廷兵制入手，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重新论证。并认为偶然因素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局势下，会引起转折性或决定性的作用。

二、安史之乱的影响

关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当中各位学者就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2000年以来因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特殊性依旧有一些研究成果。孟钟捷在《再论“安史之乱”的历史转折性――对动乱前后主体认知变化的考察》[8]中从思想层面对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和特殊地区进行了考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尚不应用划一的方式加以区分，而是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相互影响。王守栋《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宦官权势的演变》[9]认为安史之乱是宦官权势发展的转折点，宦官的权力从内廷向外朝延伸，掌握禁军，把持朝政，形成宦官专权。史友仓在《浅析安史之乱对中唐士人观念的影响》[10]中认为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士人们承担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责任感，其仕途观依然是积极的，但更为艰辛。张晋光在《安史之乱对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影响》[11]中认为安史之乱对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给我国特别是北方图书文献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南方图

书文献事业则出现了蓬勃发展势头，表现在南方私家藏书发展和民间书院的兴起。该氏在《论安史之乱对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12]中认为安史之乱给河北农业经济造成了极

大的破坏，并且在战后因藩镇割据的影响，社会秩序极不稳定，经济恢复始终处于缓慢的状态。该氏在《安史之乱对我国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13]中认为安史之乱中北方人

口的南迁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全面开发，推动了南方农业的经济发展。乔慧在《浅论安史之乱对唐代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14]中认为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为税茶和榷茶

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而税茶和榷茶制对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积极作用的。陈翔在《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15]中认为因为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代军队强大实

力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导致战后唐的军事实力强于河北藩镇，这也使得河北藩镇对于中央削弱自身实力时颇感无奈。孙涛、张晋光在《论安史之乱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16]一文中

认为安史之乱给山东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大量人口流失，且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大大降低了抗灾、减灾能力，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战后山东社会经济长期不振。保宏彪在《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对党项的影响》[17]中认为朔方军在安史之乱后由皇家依赖的心腹力

量发展为拱卫京西北的一个普通军镇。这一过程既是朝廷的刻意安排，又是情势转变的必然结果。李冉的《“安史之乱”

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18]认为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儒家思想便出现了自身理论发展方向的重要转变：即是由前期主要以经学形式的发展转而进入了对心性理论的发展，这一转变对宋明以来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溯源之所。

三、安史之乱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

围绕安史之乱时期唐廷与安禄山创建的大燕研究一直

较为薄弱，但随着近些年新史料与新方法的运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了起来。任士英的专著《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19]当中认为玄肃之际的中枢政局内矛盾斗争的

内容无不深刻打上了安禄山叛乱后政治局势的烙印，并且中枢政治斗争的内容又对安禄山叛乱后动荡局势的面貌产生

了深刻影响。贺金娥在《说唐玄宗朝显贵之间的矛盾――以张说之子为何做伪官为例》[20]一文中认为张均、张??在安

史乱前备受宠幸，但叛乱爆发后却做了伪官，其原因在于唐玄宗时期显贵之间矛盾斗争十分激烈，矛盾焦点在于皇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王翠在《简论安史之乱时期颜真卿的盐法》[21]一文中认为颜真卿推行的盐法是刘宴盐法的

根本和源头，在研究唐代盐法时不能忽视颜真卿的草创之功。林伟洲在其专著《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展开》[22]中认为中晚唐政权结构的形成，不应是唐前期三省制的

瓦解，而是为了平乱，权力重组后所形成的新类型。仇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