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研究

2006年1月中州学刊J a n.2006第1期(总第151期)A c a d e m i c J o u r n a l o f Z h o n g z h o u N o.1

【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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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成林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　要:目前,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各战略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难以系统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区域问题。实现中国区域发展战略转型的选择是实施多极网络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部地区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地区;增长极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059—05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基本上处于一个不断被边缘化的地位,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落差。这是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日渐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意味着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终于获得了进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性机遇。然而,目前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处于一个“多元化”的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仅是一种区域发展战略构想。因此,如何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构想,使之成为一项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对于中部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关键的。本文着力探讨当前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如何实现转型、创新,如何实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困局

目前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国家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两个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中部地区崛起、C E P A与大珠三角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构想[1]。如此频繁的调整或者变化,与理论上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谋求解决全局性、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要求战略实施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性等基本属性相背离。这说明目前中国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陷入了某种困局。

为什么国家在近期对区域发展战略做了多次的调整?笔者认为,国家的基本出发点有两个。一是试图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内地与沿海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断层”,二者经济发展不协调,不仅阻碍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沿海地区及全国的经济持续发展[2]。同时,内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使得区域发展的公平问题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决策中的影响日益凸现。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决策中,重视区域发展公平、促进内地经济发展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二是力求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高总体竞争实力,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这是中国在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内所必须把握的大局。因此,继续保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活力,特别是激发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

收稿日期:2005—10—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1710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 J L052)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覃成林,男,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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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渤海湾地区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所不能放弃的目标。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自然就陷入了一个困局。这个困局的表现是,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决策中,解决内地经济发展滞后问题与促进沿海地区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是不可能相互替代的,因为,这两个方面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是相当的,因此,国家就要分别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及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构想。但是,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因外资北上、产业转移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同时,为了促进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复苏,国家利用C E P A试图促进粤港澳三地的经济一体化,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启动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华南地区的新一轮经济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趋势良好,是中国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参与国际竞争的最重要区域,因此,保持和增强其经济发展趋势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环渤海湾地区蕴含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因行政因素的干扰、一体化机制的缺失而没有得到发挥,其经济发展水平居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后。所以,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华北、东北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看,环渤海湾地区必然也要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的框架之中。显然,同时、分别实施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必然遇到资源供给短缺的强约束。在国家直接投资能力和政策供给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假定给各区域平均分配国家的资源投入,则必然会“稀释”国家资源投入的效力;假定按需给各区域开发所需的投入,则国家“一定”的资源供给满足不了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假定国家给各区域的投入差别很大,或者给有的区域投入、给另一些区域不投入,则会面临区域发展公平的压力,增大地方与中央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国家分别制定和实施的多种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解决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利于实现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型———多极网络发展战略

如何破解上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困局,笔者认为,出路在于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型,采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系统地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问题。这里,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多极网络发展战略。

笔者于2002年发表了“中部地区经济崛起战略研究”一文。在该文中,笔者提出“中部地区要采取多极化网络型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策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体系、交通、信息、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种快速发育的网络,进行多极化网络型区域开发,培育出若干具有全国意义的核心竞争力地区,参与全国的区际分工和竞争,同时,发挥其对区内的空间组织核心作用,促进区域内部协调发展”,初步形成了区域发展需要采取多极与网络相结合的思想[2]。经过近几年的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多极网络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是选择若干大都市区或者增长核心区,进行重点开发,使之成为带动相关大区域经济发展、平衡全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国家级区域经济增长极;促进这些国家级区域经济增长极与所在大区域的经济联系网络、空间组织网络的发育,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促进国家级区域经济增长极之间的经济联系网络、空间组织网络的发育,以便在各大区域之间建立经济发展的关联互动机制,逐步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级区域经济增长极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大都市区或者称之为增长核心区。所谓“增长核心区是由区域内主要增长中心城市与其周边若干次级增长中心及周围地区所共同形成的经济社会要素密集、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组织作用,代表区域发展竞争力的经济活动集聚区”[3]。在多极网络发展战略中,可以作为国家级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大都市区或增长核心区一共有7个,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地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它们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功能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华东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并辐射长江流域,大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华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并辐射周边的西南、华南部分地区,环渤海湾地区是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极,长江中游地区是中部地区南部的经济增长极,成渝地区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中原地区是中部地区北部的经济增长极,关中地区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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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