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理水》分析教学文案

《理水》是鲁迅改编的中国传统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却隐晦深刻地联系现实，塑造了大禹以及其他协同治水的实干家，文化山的只有空论的学者，昏庸的官员等鲜明的有指向性的形象。

第一段,写治水前的情况。先写舜爷的百姓遭到了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百姓们淹在水中,过着苦难的生活。,舜决定把治了九年水不见效的鲧充军,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这些都与神话故事中的情节一致，但和写作时间结合来看又另有所指，一种看法是，本文写作时间1935年，鲁迅写《理水》前两年的1933年,黄河决口达五十多处,淹没了冀、鲁、豫等省六十多个县,受灾人口达三百多万。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死活,以“视察”,“贩济”为名,从中渔利,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曾揭露过这种“大水,饥荒”的现实。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宣扬尊孔,演奏“韶乐”,祸国殃民的罪行。当时,江南一带十四个省大旱,江、浙、皖三省受灾面积达几千万亩,仅安徽一省灾民就有几百万,浙江余姚还发生农民争水互殴致死的悲惨事件。鲁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种种惨状,感到极大的愤慨,对灾区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示无限的同情。《理水》中舜爷的百姓在“洪水滔天”中挣扎的惨状,实际上正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缩影。

而后面的内容更包含了鲁迅对现实的讽刺。“文化山”上的学者讨论暗指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又说：“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原文中有的宣扬反动的“遗传学”,说什么“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并据此推断,鲧治不好洪水,禹当然也治不好。也有一个唯心主义的“考据学家”,则根本否定禹的存在,以至考据出“`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的荒谬结论。此时,他们声嘶力竭地否认华夏有治水的人才,这和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崇洋媚外,毫无民族自信的鼓吹何其相同。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批吃的是飞肱国运来的面包的学者,又是腐朽官场的宠物,他们乃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特产。正

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毫无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才会这样断然否定在中国可以崛起民族自救自新的力量。这些人在特大洪灾面前无动于衷,不关痛痒,言谈举止十分荒唐。更有甚者,他们乘机大肆咒骂劳动人民都是“愚人”,宣扬“上智下愚”谬论。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

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乡下人对禹的解释是禺的简体字，有根有据的反驳了学者。“禺”《说文解字》：“禺，母猴属。”清代段玉裁注引郭璞《山海经》注说：“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据《说文》，“禹”字笔画较“禺”字简单，所以这里说“禹”是“禺”的简笔字。

在这一段里,小说对“文化山”上的“学者”的面目,作了维妙维肖的刻画,同时,用“乡下人”踏实、机智、勤劳的形象进行生动对比,更显出这些“学者”的丑恶嘴脸。实际上,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文人以及“正人君子”、“洋绅士”、“土绅士”们的有力揭露和抨击。

第二段,写治水活动的开始。先写舜爷派来“胖胖的大员”和“穿虎皮的武士”,威风凛凛地到达了灾区。他们吃的好住得好，只能听到学者们的不实之言，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也听不懂，如“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很肥”,“那些下民……有的是榆叶和海苔,……味道倒并不坏”,“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的,海苔里有碘质,两样都极合于卫生”,还有什么“饮料呢····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接着描写了“大员”们“传见下民的代表”的可笑情状。这班大员可以“不办公，也不见客”,但却兴致勃勃地“在最高峰上赏古松,山后面钓黄鳍,一直玩到黄昏”。好一副官僚老爷相。里在“传见”下民代表时,群众互相推诱,“做代表,毋宁死!”生动表现了大家对做代表的严重恐惧心理。广大灾民从长期痛苦的经历中体会到,见了官,除了加重灾难之外,

是得不到任何益处的。官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何等严重。可是,“下民的代表”最后总还是推举出来了。但去反映情况时,他同样也没有反映受灾的真情,什么“托大人的鸿福,还好”,什么“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当他受到几句称赞时,就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地说:“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云云。这一副令人作呕的阿谈奉迎相,满嘴唾沫四溅的谎言,多像当时国统区的一些所谓的“国民代表”。这些“学者”、“下民”的“代表”反映灾情的结果,当然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减轻灾民们的苦痛。《理水》中,鲁迅用文化山的下民代表形象,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病态社会中不觉悟群

众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对他们在反动统治下形成的精棒枷锁,如:遇到灾难临头时心做代表去

见官相间的冷漠;陈述灾难时的自欺欺人及传达官员吩咐时的二重性格等等,也进行了嘲讽,

又一次向我们强调了他“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鲁迅在这里也同样是以“袁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严肃态度指出,这种愚昧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反动黑暗统治者赖以顽固地守旧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是最容易受黑暗势力所利用的。

第二段，借用大人们也无心听，无心为百姓做事的形象，学者的不实之言同“国民代表”的形象深刻地讽刺当时昏庸的官员，趋炎附势的学者、百姓。

第三段,写禹的到来。这段着重描写了禹的治水方针与反动官员们之间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段先写大员们“考察”回来,“休息了几天”,“大排筵席”,着重刻画了他们贪图享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