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政策_基于美国和德国的经验借鉴

第3期（总第388期）2016年3月

财经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Number3（General Serial No.388）

March，2016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政策

———基于美国和德国的经验借鉴

赵婉妤，王立国

（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摘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出台“再工业化”

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本应撬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金融体系内部却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因此，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金融困境的基础上，总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和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平稳迈向中高端水平，应对“再工业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国际挑战。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金融支持；“再工业化”；“工业4.0”

中图分类号：F4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3-0035-07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通过反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再次明确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寻求经济长期发展新路径，发达国家的应对措施既包括对现行制度的修改，也包括对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构建。一是积极推出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再工业化”战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通过科技创新调整传统制造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督促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上来。

2009年12月美国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2011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的概念，开启了以智能制造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路；英国提出《工业2050战略》；《新工业法国》拉开法国工业复兴的帷幕；《日本再兴战略》试图通过产业振兴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不仅是为了在短期实现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更是为了在长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抓住本轮产业变革的机遇，谋求国家竞争优势。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革命和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已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的重塑。全球经济处于平衡再调整时期，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如下判断：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

收稿日期：2015-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抑制产能过剩与治理重复建设对策研究”（09＆ZD026）

作者简介：赵婉妤（1990－），女，吉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工程项目评价与融资研究。E-mail：clairez001@ 王立国（1957－），男，山西临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投资经济、工程项目评价与融资等方面的研究。

E-mail：liguowang_2008@

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局面错综复杂，宏观调控面临巨大挑战。面对全球制造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重新寻回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国务院于2015年5月8日正式公布《中国制造2025》。作为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其规划“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并预计在10年内初步完成产业升级，力争进入制造业第二方阵，20年后制造业水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再工业化”战略在发达国家各领域不断渗透，金融部门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发达国家以成熟的金融体系为依托，不断提升和改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然而，诸多政策的实施成效不彰，一方面表现为充裕的市场流动性下大企业融资过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小企业深陷融资困境。中国金融制度和体系结构不完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进程缓慢，金融体系不但未能实现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亦未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

对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体系优劣的比较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争论源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要求的多样性，而不同的金融中介及其所代表的融资方式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1］。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加深，研究重点逐渐转为对“如何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且受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体系并不是内生于实体经济。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单纯依靠银行体系的信贷配置已经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现阶段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主要面临如下困境。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导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金储蓄池，信贷规模世界第一。2014年末中国M2/GDP已高达1.9，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期美国M2/GDP为0.7）。2015年上半年央行3次降息降准，仅第三次降准就为市场释放了7000亿元的流动性。然而微观层面的情况并不乐观，2014年M1同比增速3.2%，远低于2013年的9.3%，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5000亿元，比上年减少8168亿元，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减少。可见，虽然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供给量均十分充裕，但社会融资规模萎缩，这表明银行间宽松的流动性并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导致银行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货币市场的资金实际上要通过金融机构这一中介才能流入实体经济，货币传导机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虽然目前央行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的惜贷情绪最终割裂了市场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资金循环。当金融贷款链条增长，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每一次传递的成本都会体现在贷款利率上，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就在货币“空转”的过程中被推高。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094亿元，伴随更多不良贷款的是银行业惜贷慎贷情绪的持续蔓延。货币资本不能通过实体经济转化为产业资本，传导机制固化，金融难以发挥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资本配置和信息揭示等功能。

2.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结构性缺陷

中国金融体系“货币宽，信贷紧”的矛盾实际上体现的是实体经济融资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表现为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另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行业对中小企业信贷资源的挤占。从中小企业自身原因来看，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的确存在服务成本高和贷款风险大的问题，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症结在于外在金融服务体系的缺陷。中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金融服务功能过度依赖银行途径实现。作为银行“优质”客户的大企业资金面充裕，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在常年亏损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大企业融资过度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银行业行政色彩浓厚，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上构成了明显的寡占，缺乏竞争的环境导致了银行的短视行为，没有建立起利润合理的经营方式。银行业改革的思路最首要的是赋予其自律管理的权利，限定政府的行为边界。只有银行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才会做出符合理论规范的行为，否则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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